被遗忘的大师——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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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木心先生，海外华人文化界传奇式大师，画家，作家。原名仰中，号牧心，笔名木心。1927年生，浙江桐乡乌镇人。上海美术专科学校西画系毕业，曾任杭州绘画研究社社长，上海市工艺美术协会秘书长，《美化生活》期刊主编，交通大学美学理论教授。1982年移居纽约，从事美术及文学创作。自1984至2000，他已出版了十多本小说 、散文和诗集，他的画作被大英博物馆收藏，这也是20世纪的中国画家中第一位有作品被该馆收藏的。作者偏爱以第一人称构造小说（也通用于散文和诗），因受儿时看戏的经验影响，使作者以写小说来满足一种“分身”“化身”的欲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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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中国陆续“出土”了一批文化名人，周作人、徐志摩、沈从文、钱钟书、张爱玲、汪曾祺、废名……但是木心不在这份名单之列。昨日，在2006北京图书订货会正式开展的前一天，姗姗来迟的木心，毕竟还是来了。

  


这位在海外华文世界影响深远的画家、散文家，终于由广西师范大学推出了他在内地的第一部散文集《哥伦比亚的倒影》，然而出版社却也不得不无奈地将一本《关于木心》的小册子与文集一同销售，以防读者错过这位知者甚少，却又被陈村、陈子善、何立伟等惊呼为“中文写作标高”的大师。昨日，木心先生的弟子陈丹青，在此书出版之际，也疾呼式地做了一场有关阅读木心的演讲。

　　文学大师香飘海外

　　“1982年，我与木心先生在纽约结识，从此成为他的学生。24年来，我目睹先生持续书写大量散文、小说、诗、杂论；90年代初，我与其他朋友听取先生开讲《世界文学史》课程，历时长达五年。课程结束后畅谈感想，我说我可以想象不出国，但无法想象出国之后不曾结识木心。”陈丹青说。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中国陆续“出土”了一批文化名人，周作人、徐志摩、沈从文、钱钟书、张爱玲、汪曾祺、废名……但是木心不在这份名单之列。昨日，在2006北京图书订货会正式开展的前一天，姗姗来迟的木心，毕竟还是来了。这位在海外华文世界影响深远的画家、散文家，终于由广西师范大学推出了他在内地的第一部散文集《哥伦比亚的倒影》，然而出版社却也不得不无奈地将一本《关于木心》的小册子与文集一同销售，以防读者错过这位知者甚少，却又被陈村、陈子善、何立伟等惊呼为“中文写作标高”的大师。昨日，木心先生的弟子陈丹青，在此书出版之际，也疾呼式地做了一场有关阅读木心的演讲。

　　文学大师香飘海外

　　“1982年，我与木心先生在纽约结识，从此成为他的学生。24年来，我目睹先生持续书写大量散文、小说、诗、杂论；90年代初，我与其他朋友听取先生开讲《世界文学史》课程，历时长达五年。课程结束后畅谈感想，我说我可以想象不出国，但无法想象出国之后不曾结识木心。”陈丹青说。

　　陈丹青介绍，早在上世纪40年代，木心就开始了文学创作，但早期作品全部散失，但80年代在海外再度写作后，才在海外等到了迟来的声誉。台湾为他出版了多达十余种文集，他的部分散文与小说被翻译成英语，成为美国大学文学史课程范本读物，并作为唯一的中国作家，与福克纳、海明威作品编在同一教材中；在哈佛与耶鲁这些名校教授主办的《文学无国界》网站，木心先生拥有许多忠实读者……

　　陈丹青认为，在内地的文学视野中应该怎样看待木心，他在五四以来的新文学、乃至更大范围的文化景观中是怎样一种位置，现在应是思索这一位置对文学意味着什么的时候。

　　木心具唯一性

　　陈丹青表示，当代文学家，甚至六七十岁的作者，往往看不到他们的语言和汉语传统有多少关系，绝大部分作者一开口，一下笔，全是1949年以后的白话文，1979年以后的文艺腔。“有学者曾经将我们的文化概括为四种传统：一是由清代上溯先秦的文化大统，二是五四传统，三是延安传统，四是文化大革命传统。近二十多年以来的种种话语、文本所形成的阅读习惯———这四项传统的顺序并非平行并置，任由我们选择，而是在近百年来以一项传统逐渐颠覆、吃掉上一项传统的过程。逆向的回归有没有可能呢？这就是近年所谓‘国学教育问题’被争论不休的缘故。”

　　陈丹青说，读过木心书的人会发现，将他与任何一位曾经被淹没的“老作家”相比拟，都不恰当，木心具“唯一性”。他的《明天不散步了》、《哥伦比亚的倒影》、《上海赋》使我们遭遇了异常丰沛而娴熟、但全然陌生的文体。“我不知道从五四一代直到我们，可曾出现过类似的篇章？即便是周作人、周树人兄弟所建构的文学领域和写作境界，也被木心先生大幅度超越。木心先生可能是我们时代唯一一位完整衔接古典汉语传统与五四传统的写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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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化界，有一位被遗忘了约半个世纪的的大师。他生于民国，浸染中国古典文化；他自幼痴迷绘画与写作，后历任上海工艺美术家协会秘书长、杭州绘画研究社社长。然而，人生起落，时代诡谲，他在文革中被捕入狱，作品被毁，手指折断；出狱后远游海外，专注艺术，其画作在全美巡展，被耶鲁大学博物馆收藏，同时，也是首位作品被大英博物馆收藏的20世纪中国画家。




　　他是木心，原名孙璞。你可能已经读过他的诗作《从前慢》：“从前的日色变得慢/车，马，邮件都慢/一生只够爱一个人”，但你可能不知道，文如其人，木心的一生“只够爱”文学艺术，他曾说：“文学是我的信仰，是这信仰使我渡过劫难。”




　　著名艺术家陈丹青在纽约游学期间，邂逅木心先生，从此奉其为精神导师，与十几位年轻的中国艺术家一起，在木心那里听了5年文学课，并将听课笔记整理为《文学回忆录》，在国内出版，之后，“木心”这个名字才进入了大众的视野。
木心小传



　　木心，祖籍绍兴，1927年出生于浙江桐乡乌镇的一个经商世家。优越的家境使其能够从小接受良好的中国古典私塾教育，并且由于与作家茅盾的亲戚关系，得以阅读大量中外书籍。



　　及长，抗日战争爆发，15岁离家。抗日战争结束之后，不顾家庭设定的人生目标，为自己痴迷的绘画和写作就读上海美专。1947年，木心还热情参与了反饥饿反内战的学生运动。



　　1948年，学生运动的热情参与者木心，短暂投入新四军，在军队里从事宣传工作，绘制马克思、毛泽东与朱德等巨幅画像。后因此事被当时的上海市长吴国桢亲自下令开除学籍，又被国民党通缉，于是走避台湾。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前，回到大陆。



　　新中国成立后，木心也并没有过上与艺术为伴的幸福生活。1956年，由于有一位经常来往的弹钢琴的朋友被怀疑“里通外国”，又因为木心1948年曾经去过台湾，因此也被涉嫌“里通外国”而被捕关押在上海思南路的第二看守所半年。经审查，无罪释放，获得公安方面的口头平反。其母在木心入狱期间病故。



　　文革爆发后，像木心这样的艺术家是首当其冲的受害者。文革时，木心在本单位原地监督劳动，扫地、扫厕所什么都来。后来转移到一个民间组织私设的监禁地。关押期间某夜他从囚禁木栅栏里逃逸，出了囹圄后想想没有地方去，又从刚潜出的木栅栏里钻回。木心家被抄查三次、挖地三尺，凡属“四旧”的东西，悉数拿走。包括他的数箱画作、文稿、藏书等全部被抄走。全家人被日夜监视，姐姐被批斗身亡，姐夫被关在学校的“牛棚”里，一个侄子被五花大绑在学校里批斗。文革后期，木心不顾再次坐牢的危险，常常是半夜三更用毯子当窗帘，用他独创的画技和最便宜的颜料（文革期间，他的工资减半，买不起油画颜料），画出了33幅水墨画（为便于隐藏，画面很小）。







　　1982年，木心携上海交通大学的证明以及若干画作前往纽约。1984年在哈佛亚当斯阁举行个展。90年代，美国著名收藏家罗森奎斯一举收藏木心的水墨山水画30余幅，各大艺术杂志竞相报导，同声赞誉，木心在绘画上的声望就此奠定。1996年开始筹备全美博物馆级巡回展。那本由耶鲁出版的《木心画集》全球发行后，一直高居五星级，各博物馆及大书店都用玻璃柜置于显著地位，备极荣宠。木心画作在策展人Alexandra Munroe和巫鸿的推动下于2001年在纽约展出，然后全美作博物馆级巡展。33幅画作已被各大博物馆和私人收藏。



　　从88年11月始，到93年5－6月间历时近4年（89年6月以后曾停课若干时间）木心为旅居纽约的华人艺术家开讲《世界文学史》。陈丹青是最有名的弟子之一。也是在他的策动下，木心的授课记录以《文学回忆录》为名在国内出版，其故乡乌镇在木心老宅基地咫尺之遥的地方按木心的图样建起了他的“旧宅”。2006年木心回到乌镇，2011年病逝。



　　木心谈宗教、哲学与艺术



　　于宗教，取其情操。于哲学，取其风度。有情操的宗教，有风度的哲学，自来是不多的。只有在非宗教非哲学的艺术中，还可以邂逅一些贞烈而洒脱的襟怀和姿态。



　　木心谈艺术家



　　艺术贵在自觉。曹雪芹是半自觉的，哈代、陀氏是恰如其分地自觉，普鲁斯特、乔伊斯，太过自觉了。



　　木心谈历史



　　唯物史观要把历史归入科学概念，连串“事实”似乎专为辩证法推论存在，完全无视“个体性”，只要普遍性，而历史、艺术要具体性、个别性。历史不属于科学的概念范畴，属于艺术的概念范畴。



　　木心谈文学



　　人类文学最可爱的阶段是它童年期和少年期，以中国诗为例，诗经三百首，其中至少30多首是中国最好的诗，一点也没有概念，完全是童真的。到了屈原、陶潜仔细去看已经有了概念……李白、杜甫更是概念得厉害。到了宋、明、清诗词全部概念化。



　　木心谈希腊神话



　　人说难得糊涂。我以为人类一直糊涂。希腊神话是一笔美丽得发昏的糊涂账。因为糊涂，因为发昏，才如此美丽。



　　木心谈基督



　　耶稣是天才诗人，他的襟怀情怀不是希腊文、希伯来文所能限制的，他的人格力量丰沛到万世放射不尽。所以他是众人的基督，更是文学的基督。



　　木心谈诗经



　　如果中国有宏伟的史诗，好到可比希腊史诗，但不能有中国的三百零五首古代抒情诗。怎么选择呢？我宁可要那三百零五首《诗经》抒情诗。







　　他人谈木心



　　陈丹青：请给木心先生起码的尊重



　　不要把木心说成另外一个物种，好像他活在云端里——什么高人啊，超逸啊，博学高贵啊，遗世独立啊——还是我们的话语习惯，大字眼，夸张。对木心冷漠，或把他说成仙人，其实是同一种思维。



　　你要是听他话家常，谈小市民、乡下人，谈单位里弄堂里的鸡毛蒜皮，谈怎样做菜，穿衣，怎样耍流氓，怎样调情，你会发现就像他自己说的：“我是个健康的老头子。”



　　他和我们都用汉语写作。陈村说，用汉语写作的人，应该读读他。结果倒是许多八○后九○后读起来了，未必懂，但愿意读。追思会上好几位青年说，汉语好像就该是这样的。年轻人不一定讲得出道理，可是好的汉语，对的汉语，自有说服力。许多八○后告诉我，他们根本不读五○后六○后写的任何东西。



　　木心不和时代玩，但他的文句会和任何时代的任何人玩，只要你愿意。最近我得到一些青年读者回应，说读了他讲文学课，开心死了，从头到尾狂笑，疯了。我相信，八十年代他和我们通宵聊天，常把我们逗得疯笑，跌到椅子下面去，爬起来坐坐好，他又来一句，又笑倒。



　　木心很调皮的。他见生人，人家要是不知道他画画写作，他根本不谈文艺的，目光炯炯地沉默着，装得什么都不懂。



　　夏葆元：木心的远行与归来



　　一次谈到广告，对于五颜六色的广告，这个极能翻嘴皮子的文气十足的男人鄙夷地表示“反而一副穷相！西班牙的广告一律黑色，贵族气派”。我不明白的是，那年代何来广告？更不用说西班牙广告。继而木心暗示他通晓音律，精于键盘，曾经在兰心大戏院独奏钢琴。我开始证实我的提防没错，就试着“摸底”：你最喜欢的钢琴作品是哪首？木心略有思考：弗朗克的《交响变奏曲》。我默然。这位冷僻的法国外省教堂管风琴手的作品，即便今天也鲜为国人所知。木心继而评论起达利来。萨尔瓦多·达利为80年代初始介绍到我国的西班牙超现实主义画家，1975年木心双手托着尖下巴，倚在简易工作台上评论道：达利好是好，有点装腔作势……更令我钦佩不已的是每周政治讨论，木心带领大家学习恩格斯的《反杜林论》，他竟能如数家珍随口道出某一页第几段的内容。我不敢肯定这个怪人带绒球的帽子里是否藏有一台无形的情报接收机。



　　木心主要作品



　　散文集《琼美卡随想录》、《散文一集》、《即兴判断》、《素履之往》、《马拉格计画》、《鱼丽之宴》、《同情中断录》；诗集《西班牙三棵树》、《巴珑》、《我纷纷的情欲》、《会吾中》；小说集《温莎墓园日记》等。


来源: 共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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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字一字地救出自己”——木心先生祭(赵鲲)

    木心(1927.2.14-2011.12.21)，诗人、文学家、画家，本名孙璞，字仰中。1927年生于浙江乌镇，1948年毕业于上海美术专科学校。上世纪五十至七十年代，任职上海工艺美术研究所，参与人民大会堂及历届广交会设计工作。1982年远赴纽约。1986年至1999年，台湾陆续出版木心文集共12种。1989年至1994年，为旅居纽约的文艺爱好者开讲《世界文学史》，为期六年。2003年，木心个人画展在耶鲁大学美术馆、纽约亚洲协会、檀香山艺术博物馆巡回。2006年，木心文学系列首度在大陆出版，始获本土读者认知。同年，应故乡乌镇的盛情邀请，回国定居。2010年，木心散文体小说集《空房》英文版在美国出版。年底，纽约独立电影制片导演赴乌镇为木心先生录制纪录片。2011年12月21日凌晨三时，木心先生在故乡乌镇逝世，享年84岁。

　　该如何面对这样一个消息呢？木心先生确乎是去世了。在凛冽的寒气中，这个人不告而别地隐没在尘世的雾霭中。当我遥想着乌镇那些唏嘘相见的人们时，不禁想起木心的那句话——如欲相见，我在各种悲喜交集处。

　　木心在写鲁迅的一篇文中曾说：“虔诚的阅读是最好的纪念”。是的，当我们无法再与木心相视一笑时，我们还是得回到自己的书桌前，拿出他的书，好好地阅读他、评说他，并藉以返观我们自身，这是对木心最好的纪念。

　　以文字打败时间

　　艺术家、诗人，这是我最愿意给木心的称谓。但倘若用一个更传统的称谓的话，那么，我愿意称木心为“文人”，杰出的文人。文人，在汉魏六朝、唐宋时期是极高的褒词，明清两代，“文人”遭遇非议，但“文人传统”始终光华灿烂。现代所谓“知识分子”、“知识人”，偏于知识伦理与道德伦理，而“文人”是一个更偏于“艺术伦理”的身份。木心是一个真正葆有传统文人教养的人。他的画是文人画中的文人画，他的诗文也因具有鲜明的文人表情而与当代众多写作者迥异。木心是西方知识分子精神和中国文人传统的奇异结合。这正是木心与大陆文坛“语默势异”的重要缘故，也是木心卓然特出之所在。

　　木心的文学，所表达的最主要的意蕴是什么呢？我以为是“对人的诗意存在的乡愁”。倘若你读了木心那些神游世界的诗篇、回味早年的思旧录、钻到他人心里去想要经历所有人生似的移情抒写、那些他用肉眼和灵眼看见的一切散发着动人气息的景观，当这些纷繁的意象在你心中血肉相连之时，你可能会感到，这一切的背后，都氤氲着混茫无际的诗意乡愁，有如他的山水画中那幽暗浑灏的氛围。家国乡愁、时代忧愁、文化乡愁、由个人而及于普遍的生命的悲情，包括那些美的歆享，种种感念、意绪，一律统摄于对人类不可企及的彼岸般“诗意存在”的伟大乡愁。这样的乡愁，牵系于人类，而非一己，也绝非所谓“时代”。

　　相比于那些写当下生活的较为年轻的作家，木心更多的是在写回忆，或者与我们的生活情境较为不同的“当下”。人类文学无非是一部人心的大书，就永恒的生命而言，并无所谓过去与当下。木心极力写过去，是想穷尽人心的可能，同时亦满足他那蓬勃的好奇心和创造欲。其实，他在回溯中呈现的细节愈是精微鲜活，愈让人感到一种悲剧性的哀感顽艳(如明末的张岱)——他写的不是拥有，而是丧失。在现实世界中丧失了，在文学中却得以复活、重生，此即“以文字打败时间”。这应当是文学英雄的事业。木心先生说“一字一字地救出自己”，这多好，多么有劲。他真是以文学、艺术为宗教了。文学是一种希望，“如果不满怀希望，那么满怀什么呢”(《哥伦比亚的倒影》)。

　　文化表情兼备中西

　　木心的写作，以诗歌和散文为主。他的诗写得散文化，散文则充满诗意。当代很多作者的诗也写得散文化，但读来味道并不佳，原因是其散文本身就不高。比文体更重要的可能是语言的问题。木心与当代大陆作家的差异，首要还是在于语言。何立伟说木心的文字“是那么样的一种富有人类感情同文化表情的中国汉字”(《意外之人，意外之文》)。我以为关键是富于“文化表情”的文字。木心的文化表情，是兼备中、西两种神情的，而且他的确相当西化，但作为中国作家，他的文字之所以特异，还是在于其对中国古典文学传统和五四文学传统，即中国文脉的继承、发扬。中国数千年之道统和文统在五四之后遭遇了“断裂”(或曰“裂变”)，并在更为激烈的历史境遇中几乎“断绝”。而木心却以他特殊的境遇、修为，接续了这一文脉。

　　木心的人格气质，是西洋老派绅士和中国传统文人的奇妙结合。这两种作风所生的宁馨儿便是“风雅”。木心真风雅得可以。他的文字魅惑之处，便在其中西混合的风雅。风雅是他的做派、他的文气。他是民国时代诗书相传的富庶家庭过来的人。木心2006年回归乌镇，攒足了一颗冷酷的心，但你若读他的《乌镇》一文，便可知他还是无法接受眼前变化中的故乡。明乎此，便可知风雅的木心为不风雅的文坛所冷淡，终是时势使然。

　　在艺术的王国里做王

　　就美学风貌而言，木心难于概括。但我以为，木心的文学至少包含悲剧精神、古典情怀、浪漫气质、唯美倾向四种要素。   

　　如果爱一个世界

　　就会有写也写不完的诗

　　如果真是这样的

　　那么没有这样的世界。

　　(《雪橇事件之后》)   

　　世界、爱、自我、倒影、艺术、可及者与不可及者，这是怎样纠结难了的人生，这岂非人类的悲剧？——遑论个人。

　　木心说“艺术，一入主义便不足观”。我们不能说木心持守古典主义，但他却反对盲目趋新。木心对“从前”那“一生只够爱一个人”的世代的怀恋，对《诗经》的热爱和演绎，对文言的精心遣用，分明显示他有挥之不去的古典情怀。木心虽说他是由浪漫而象征，而至于复杂的现代精神，但其文学中的浪漫气质始终宛然可感。他那魔术般跨时空的幻想中的阅历与抒情，他的情诗(如《五岛晚邮》)，实在是罗曼蒂克的。而浪漫，时常趋向于唯美。浪漫为心情，唯美是外表。木心，这是一个多么爱美的人啊，仅由文字便可知其耽美。且自簪花坐赏镜中人，他那样地严装盛服，不肯随便，把每个字词都当作爱人一样修饰，他以此获取高贵、尊严和独立。他坚持自己的美学观、文学观，坚持遗世独立的处世姿态，他要在艺术的王国里做王——他，是在和一个世界赌输赢。

　　失行孤雁逆风飞。是的，这是一个孤绝之人。木心像咀嚼粮食一样咀嚼寂寞，所以他感慨于兰波(《醉舟之覆》)。五十年不归故乡，一去微茫，他像个带根的流浪人，浪迹天涯。常年孤行，经历大难，罕遇知音；那动荡的世纪，这样的人生并不稀罕，罕见的是苦难与孤独中的操守。无论上帝是否死去，人是一直在死的。难得的是念兹在兹，匹夫不可夺志的情操，以情操来救赎自己。木心五十岁之后，“以绝笔的心情日日写诗”，放射出冲天气焰，仿佛在对死神说——那好，纵使我的生命只是行过，我也是生命的强者。

　　逝去了，这个寂寞而又光彩的生命。昭明书院俊朗的牌坊，庄严巍峨的胜寿塔，那古老的银杏树，那些悲欢绵延的人世风景，倒映在冬日的河水中，无情而有情，它们将与艺术中的时空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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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心的书我看的不多。倒是孙郁先生谈木心的一篇长文《木心之旅》很有意思。孙郁认为木心甩掉了学人的面具,生命是诗、色彩、音律和哲思的融合,是从古希腊哲理与六朝之文、文艺复兴到五四遗响,将亚里士多德和尼采、老子和罗素集中在一个庭院里对谈的人。比喻木心是一位从唯美之路走向哲思之路的穿行者。当然,木心的有些作品还难与鲁迅和沈从文比肩,但他将东西方文化嫁接在一棵树上,在语体的拓展和境界的洒脱上多有智性的光芒,是一个驰骋在沙漠上的骑手,是一个在野路上的奔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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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book.163.com/special/muxin/
本文摘自《1989——1994文学回忆录》

二十三年前，1989年元月，木心先生在纽约为我们开讲世界文学史。初起的设想，一年讲完，结果整整讲了五年。后期某课，木心笑说：这是一场“文学的远征”。

十八年前，1994年元月9日，木心讲毕最后一课。那天是在我的寓所，散课后，他穿上黑大衣，戴上黑礼帽，我们送他下楼。步出客厅的一瞬，他回过头来，定睛看了看十几分钟前据案讲课的橡木桌。此后，直到木心逝世，他再没出席过一次演讲。

那桌子跟我回了北京，此刻我就在桌面上写这篇后记。

另有一块小黑板，专供木心课间书写各国作家的名姓、生卒年、生僻字，还有各国的诗文，随写随擦，五年间辗转不同的听课人家中。今年夏初，我照例回纽约侍奉母亲，7月，母亲逝世。丧事过后的一天，清理母亲床边的衣柜——但凡至亲亡故而面对满目遗物的人，明白那是怎样的心情——在昏暗壁角，我意外看见了那块小小的黑板。

听课五年，我所累积的笔记共有五本，多年来随我几度迁居，藏在不同寓所的书柜里，偶或看见，心想总要静下心再读一遍，倏忽近二十年过去了，竟从未复读。唯一读见的老友，是阿城，1991年，我曾借他当时写就的三本笔录。

木心开讲后，则每次摊一册大号笔记本，密密麻麻写满字，是他备课的讲义。但我不记得他低头频频看讲义，只目灼灼看着众人，徐缓地讲，忽而笑了，说出滑稽的话来。当初宣布开课，他兴冲冲地说，讲义、笔记，将来都要出版。但我深知他哈姆雷特式的性格：日后几次恳求他出版这份讲义，他总轻蔑地说，那不是他的作品，不高兴出。前几年领了出版社主编去到乌镇，重提此事，木心仍是不允。

先生的意思，我不违逆。但我确信我这份笔记自有价值：除了讲课内容，木心率尔离题的大量妙语、趣谈，我都忠实记录：百分之百的精确，不敢保证，但只要木心在讲话，我就记，有一回甚至记下了散课后众人跟他在公园散步的谈话。

去年岁阑，逾百位年轻读者从各地赶来，永别木心。在乌镇昭明书院的追思会上，大家恳请我公开这份笔录，我当即应承了——当年讲课时，木心常说将来怎样，回国后又怎样，那天瞧着满屋子陌生青年的脸，戚戚然而眼巴巴，我忽然想：此刻不就是先生时时瞩望的将来吗？

今年春，诸事忙过，我从柜子里取出五本笔记，摞在床头边，深宵临睡，一页一页读下去，发呆、出神、失声大笑，自己哭起来：我看见死去的木心躺在灵床上，又分明看见二十多年前大家围着木心，听他讲课……我们真有过漫漫五年的纽约聚会么？瞧着满纸木心讲的话，是我的笔记，也像是他的遗物。

电子版录入的工作，细致而庞大。速记潦草，年轻编辑无法辨读，我就自己做。或在纽约寓所的厨房，或在北京东城的画室，朝夕录入，为期逾半年。当年手记无法测知字数，待录毕八十五讲，点击核查，逾四十万字。为纪念木心逝世一周年，近日忙于编校、排版、配图、弄封面，12月必须进厂付印了：眼前的电子版不再是那叠经年封存的笔记，而是木心读者期待的书稿——“九泉之下”这类话，我从不相信的，而人的自欺，不过如此。喂，木心，恕我不能经你过目而首肯了，记得你当年的长篇大论吗？年底将要变成厚厚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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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可以交代这场“文学远征”的缘起和过程了。

1982年秋，我在纽约认识了木心，第二年即与他密集过往，剧谈痛聊：文学课里的许多意思，他那时就频频说起。我原本无学，直听得不知如何是好。我不愿独享着这份奇缘，未久，便陆续带着我所认识的艺术家，走去见木心——八十年代，纽约地面的大陆同行极有限，各人的茫然寂寞，自不待说——当然，很快，众皆惊异，不知如何是好了。

自1983到1989年，也是木心恢复写作、持续出书的时期。大家与他相熟后，手里都有木心的书。逢年过节，或借个什么由头，我们通宵达旦听他聊，或三五人，或七八人，窗外晨光熹微，座中有昏沉睡去的，有勉力强撑的，唯年事最高的木心，精神矍铄。

木心在大陆时，与体制内晚生几无来往，稍事交接后，他曾惊讶地说：“原来你们什么都不知道啊！”这样子，过了几年，终于有章学林、李全武二位，纠缠木心，请他正式开课讲文艺，勿使珍贵的识见虚掷了。此外，众人另有心意：那些年木心尚未售画，生活全赖稿费，大家是想借了听课而交付若干费用，或使老人约略多点收益。“这样子算什么呢？”木心在电话里对我说，但他终于同意，并认真准备起来。

劝请最力而全程操办的热心人，是李全武。他和木心长期协调讲课事项，转达师生间的种种信息，改期、复课、每课转往谁家，悉数由他逐一通知，持续听课或临时听课者的交费，也是他负责收取，转至木心，五年间，我们都称他“校长”。

事情的详细，不很记得了。总之，1989年元月15日，众人假四川画家高小华家聚会，算是课程的启动。那天满室哗然，很久才静下来。木心，浅色西装，笑盈盈坐在靠墙的沙发，那年他六十二岁，鬓发尚未斑白，显得很年青——讲课的方式商定如下：地点，每位听课人轮流提供自家客厅；时间，寒暑期各人忙，春秋上课；课时，每次讲四小时，每课间隔两周，若因事告假者达三五人，即延后、改期，一二人缺席，照常上课。

开课后，渐渐发现或一专题，一下午讲不完。单是圣经就去两个月，共讲四课。上古中古文学史讲毕，已逾一年，越近现代，则内容越多。原计划讲到十九世纪收束，应我们叫唤，木心遂添讲二十世纪流派纷繁的文学，其中，仅存在主义便讲了五课。

那些年，众生多少是在异国谋饭的生熟尴尬中，不免分身于杂事，课程改期，不在少数，既经延宕，则跨寒暑而就春秋，忽忽经年，此即“文学远征”至于跋涉五年之久的缘故吧。到了最后一两年，这奇怪的小团体已然彼此混得太熟，每次相聚有如小小的派对，不免多了课外的闲聊，我的所记，则仍是木心的讲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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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追踪记忆，由年龄顺序排列，大致是全程到课、长期听课的学员名单：

金高（油画家）、王济达（雕塑家），五十年代年中央美院毕业，1983年来美。

章学林(版画家)，六十年代浙江美院毕业，1980年来美。

薄茵萍、丁雅蓉，来自台湾的女画家，1977年来美。

陈丹青、黄素宁（国画家），1980年中央美院毕业，1982年来美。

曹立伟（油画家）、李菁，1982年中央美院毕业，1986年来美。

李全武（油画家），1984年中央美院毕业，1985年来美。

殷梅（舞者、编舞家），来美年份不详。

黄秋虹，广东女画家，1980年来美。

陈捷明，广东画家，1980年来美。

李和，不详。

其中，殷梅由全武介绍而来，黄秋虹、陈捷明，由别人介绍木心认识。五年间，因呼朋唤友而听过几课、不复再来，或中后期听说而加入的人，也颇不少。我所熟悉的是上海画家李斌，南京画家刘丹、钱大经、薛建新，北京人薛蛮子、胡小平夫妇。两位木心的旧识：上海画家夏葆元（“文革”前与木心同一单位）、上海留学生胡澄华（其父是木心的老友），也来听过课，久暂不一。人数最多的一次是讲唐诗，也在我的寓所，来三十多人，椅子不够，不记得终于是怎样安排落座的。

这是一份奇怪的组合：听课人几乎全是画家，没有迹象表明有谁听过文学史，或职志于文学，课中说及的各国作家与作品，十之六七，我们都不知道——木心完全不在乎这些。他与人初识接谈，从不问起学历和身份。奇怪，对着这些不相干的脸，他只顾兴味油然地讲，其状貌，活像谈论什么好吃透顶的菜肴。我猜他不会天真到以为众生的程度与之相当，但他似乎相信每个人果然像他一样，挚爱文学。

木心讲课没有腔调——不像是讲课，浑如聊天，而他的聊天，清晰平正，有如讲课——他语速平缓，从不高声说话，说及要紧的意思，字字用了略微加重的语气，如宣读早经写就的文句。录入笔记的这半年，本能地，我在纸页间听到他低哑苍老的嗓音。不止十次，我记得，他在某句话戛然停顿，凝着老人的表情，好几秒钟，呆呆看着我们。

这时，我知道，他动了感情，竭力克制着，等自己平息。

讲课与聊天究竟不同。自上世纪五十年代木心在上海高桥做过几年中学老师，此后数十年再没教过书——起初几堂课，谈希腊罗马、谈诗经，他可能有点生疏而过于郑重了，时或在读解故事或长句中结巴、绊住，后来他说，头几课讲完，透不过气来——两三课后，他恢复了平素聊天的闲适而松动，越讲到后来，越是收放自如。

我的笔记，初起也颇仓促，总要三四课后这才找回画速写的快捷，同其时，与木心的讲述，两皆顺畅了——好在木心说话向来要言不繁，再大的公案、史说、是非、纠葛，由他说来，三言两语，惊人地简单。

而笔录之际最令我感到兴味的瞬间，是他临场的戏谈。

木心的异能，即在随时离题：他说卡夫卡苦命、肺痨、爱焚稿，该把林黛玉介绍给卡夫卡；他说西蒙种葡萄养写作，昔年陶潜要是不就菊花而改种葡萄，那该多好！在木心那里，切题、切题、再切题，便是这些如叙家常的离题话。待我们闻声哄笑，他得意了，假装无所谓的样子——且慢，他在哄笑中又起念头，果然，再来一句，又来一句——随即收回目光，接着往下说。

如今座谈流行的录音、摄像，那时既没有器具，木心也不让做。他以为讲课便是讲课。五年期间，我们没有一张课堂的照片，也无法留存一份录音。

“结业”派对，是“李校长”安排在女钢琴家孙韵寓所。应木心所嘱，我们穿了正装，分别与他合影。孙韵母女联袂弹奏了莫扎特第23号钢琴协奏曲。阿城特意从洛杉矶自费赶来，扛了专业的机器，全程录像。席间，众人先后感言，说些什么，此刻全忘了，只记得黄秋虹才刚开口，泪流满面。

木心，如五年前宣布开课时那样，矜矜浅笑，像个远房老亲戚，安静地坐着，那年他六十七岁了。就我所知，那也是他与全体听课生最后一次聚会。他的发言的开头，引瓦莱里的诗。每当他借述西人的文句，我总觉得是他自己所写，脱口而出：

你终于闪耀着了么？我旅途的终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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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九十年代之交，国中大学的文学史课程，早经恢复。文学专业的硕博士，不知用的什么讲义，怎样地讲，由谁讲——我们当年这样地胡闹一场，回想起来，近于荒谬的境界：没有注册，没有教室，没有课本，没有考试与证书，更没有赞助与课题费，不过是在纽约市皇后区、曼哈顿区、布鲁克林区的不同寓所中，团团坐拢来，听木心神聊。

木心也从未修过文学课。讲毕唐诗一节，他送当时在座每位学员一首七绝，将各人的名字嵌入末句，这次录入，我注意到他也给自己写了一首：

东来紫气已迟迟，群公有师我无师。

一夕绛帐风飘去，木铎含心终不知。

木心所参考的郑振铎《文学大纲》，最早出版于上世纪二十年代，想必是少年木心的启蒙读物之一。前年得到这两册大书的新版，全书体例与部分资料，大致为木心所借取，我翻了几页，读不下去。“可怜啊，你们读书太少。”暮年木心又一次喃喃对我说。那时他已耳背，我大叫：“都听你讲过了呀！” 他一愣，怔怔地看我。

听课五年，固然免除了我的蒙昧，但我从此愚妄而惰怠。说来造孽：木心所标举的伟大作品：古希腊，圣经，先秦诸子，莎士比亚，尼采，拜伦，纪德……二十多年过去，我一行也不曾拜读。年来字字录入这份笔记，我不再将之看做“世界文学史”，诚如木心所说，这是他自己的“文学回忆录”，是一部“荒诞小说”。眼下全书付印在即，想了很久，以我难以挽回的荒率，无能给予评价。实在说，这是我能评价的书吗？

如今我也接近木心开课时的岁数，当年愚昧，尚于讲课中的若干信息，惘然不察，现在或可写出来，就教于方家，也提醒年轻的读者——

上世纪三十年代末，抗战初期，十三四岁的木心躲在乌镇，几乎读遍当时所能到手的书，其中，不但有希腊罗马的史诗、神话，近代以来的欧陆经典，还包括印度、波斯、阿拉伯、日本的文学。郑本《文学大纲》所列举的庞大作者群，当年不可能全有汉译本，木心也不可能全都读过，他诚实地说，哪位只是听说，哪本没有读过，但他多次感慨：“那时的翻译家做了好多事情哩。”最近承深圳的南兆旭、高小龙二位提供数百册私藏民国旧书，供我选择配图，虽难测知其中哪些曾是木心昔年的读本，但他的阅读记忆，正是一部民国出版史的私人旁证。

讲述圣经时，木心念及早岁与他频繁通信的十五岁湖州女孩，使我们知道早在四十年代的浙江小城，竟有如此真挚而程度甚深的少年信徒，小小年纪，彼此辩说新旧约的文学性。提到《易经》，他说夏夜乘凉时教他背诵《易经》口诀的人，是她母亲，抗战逃难中，这位母亲还曾给儿子讲述杜甫的诗，这在今日的乡镇，岂可思议。他忆及家中仆佣对《七侠五义》之类的热衷，尤令我神旺，他的叔兄长辈居然日日去听说书，此也勾连了我的幼年记忆：五六十年代，沪上弄堂间尚且隐着简陋的说书场所……这一切，今已荡然无存，而木心的记忆，正是一份民国青年的阅读史。

这份阅读史，在世界范围也翻了过去。木心的生与长，适在同期步入印刷时代与新文化运动的民国，他这代人对文学的热忱与虔敬，相当十五至十九世纪的欧洲人，电子传媒时代的芸芸晚生，恐怕不易理解这样一种文学阅读的赤子之情了。

以上，是木心生涯的上半时，下半时呢？

自1949年到“文革”结束，近三十年，欧美文学的译介几乎中止，其间，值木心盛年，惟以早岁的阅读与文学相濡以沫（他因此对五十年代专事俄罗斯文学的推介，甚表好意）。讲课中一再提及的音乐家李梦熊先生，也是此等活宝：他俩听说乔伊斯与卡夫卡，但“文革”前夕的大陆，哪里读得到。而早在三四十年代，他们就知悉欧洲出现意识流、意象主义、存在主义等等新潮，之后，对铁幕外的文学景观该是怎样的渴念。浩劫后期，战后文学如“黑色幽默”与“垮掉的一代”，曾有内部译本（如《第二十二条军规》），他们当然不会放过，总之，就我所知，五六十年代，各都市，尤其京沪，尚有完全在学院与作协系统之外，嗜书如命、精赏文学的书生。而木心出国前大量私下写作的自我想象、自我期许，竟是遥不可及的西方现代主义。

“文革”初，木心早期作品被抄没。“文革”后，大陆的地下文学与先锋诗，陆续见光，渐渐组入共和国文学史话。现在，这本书揭示了更为隐蔽的角落：整整六十多年目所能及的文学档案中——不论官方还是在野——仍有逍遥漏网的人。

漫长，彻底，与世隔绝，大陆时期的木心没有任何举动试图见光。到纽约后，带着不知餍足的文学的贪婪，他在恢复写作的同时，靠台湾版译本找回被阻隔的现代文学图景，与他早年的阅读相衔接。久居纽约的港台文人对他与世界文学的不隔，咸表惊异，他们无法想象木心与李梦熊在封锁年代的文学苦谈——“出来了，我才真正成熟”，木心如是说——私下，我完全不是可以和他对话的人，他几次叹息，说，你们的学问谈吐哪里及得上当年李梦熊。但木心要说话，要以他所能把握的文学世界，映证自己的成熟，不得已，乃将我们这群人权且当做可以聆听的学生。

多少民国书籍与读者，湮灭了。木心的一生，密集伴随愈演愈烈的文化断层。他不肯断，而居然不曾断，这就是本书潜藏的背景：在累累断层之间、之外、之后，木心始终将自己尽可能置于世界性的文学景观，倘若不是出走，这顽强而持久的挣扎，几几乎濒于徒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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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在八十年代出道的文学家，能否设想木心的历程？一个研修文史专科的学者，又会如何看待这份文本？木心不肯放过文学，劫难也不曾放过他，但我不知道他怎样实践了尼采的那句话：

在自己的身上，克服这个时代。

固然，尼采另有所指，尼采也不可能知道这句话在二十世纪的中国语境——在这大语境中，木心怎样营造并守护他个人的语境？去年秋，木心昏迷的前两个月，贝聿铭的弟子去到乌镇，与他商议如何设计他的美术馆。木心笑说：

贝先生一生的各个阶段，都是对的；我一生的各个阶段，全是错的。

这不是反讽，而是实话，因为实话，有甚于反讽——讲课中，他说及这样的细节：五十年代末，国庆十周年夜，他躲在家偷学意识流写作（时年三十二岁）；六十年代“文革”前夕，他与李梦熊彻夜谈论叶慈、艾略特、斯宾格勒、普鲁斯特、阿赫玛托娃；七十年代他被单独囚禁时，偷偷书写文学手稿，我亲眼看过，惊怵不已：正反面全都写满，字迹小如米粒；八十年代末，木心年逾花甲，生存焦虑远甚于流落异国的壮年人，可他讲了五年文学课——我们交付的那点可怜的学费啊——九十年代，他承诺了自己青年时代的妄想，满心狂喜，写成《诗经演》三百多首；新世纪，每回走去看他，他总引我到小阳台桌边，给我看那些毫无用处的新写的诗。

在与笔记再度相处的半年，我时时涌起当初即曾抱有的羞惭和惊异，不，不止于此，是一种令我畏惧到至于轻微厌烦的心情：这个死不悔改的人。他挚爱文学到了罪孽的地步，一如他罪孽般与世隔绝。这本书，布满他始终不渝的名姓，而他如数家珍的文学圣家族，完全不知道怎样持久地影响了这个人。

中国文学史、西洋文学史，魏晋或唐宋文学、伊丽莎白或路易王朝文学，各有专家。其他国家所修的世界文学史又是怎样讲法呢？当年郑振铎编撰《文学大纲》，想必也多所参照了外国的写本。迄今，我没有读过一本文学史，除了听木心闲聊。若非年轻读者的恳求，这五册笔记不知几时才会翻出来：其实，每次瞧见这叠本子，我都会想：总有一天，我要让许多人读到。

或曰：这份笔记是否准确记录了木心的讲说？悉听尊便。或曰：木心的史说是否有错？我愿高声说：我不知道，我不在乎！或曰：木心的观点是否独断而狂妄？呜呼！这就是我葆有这份笔录的无上骄傲——我分明看着他说，他爱先秦典籍，只为诸子的文学才华；他以为今日所有伪君子身上，仍然活着孔丘；他想对他爱敬的尼采说：从哲学跑出来吧；他激赏拜伦、雪莱、海涅，却说他们其实不太会作诗；他说托尔斯泰可惜“头脑不行”，但讲到托翁坟头不设十字架，不设墓碑，忽而语音低弱了，颤声说：“伟大！”而谈及萨特的葬礼，木心脸色一正，引尼采的话：唯有戏子才能唤起群众巨大的兴奋。

我真想知道，有谁，这样地，评说文学家。我因此很想知道，其他国家，谁曾如此这般，讲过文学史——我多么盼望各国文学家都来听听木心如何说起他们。他们不知道，这个人，不断不断与他们对话、商量、发出诘问、处处辩难，又一再一再，赞美他们，以一个中国老人的狡黠而体恤，洞悉他们的隐衷，或者，说他们的坏话。真的，这本书，不是世界文学史，而是，那么多那么多文学家，渐次围拢，照亮了那个照亮他们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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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课完结后，1994年早春，木心回到远别十二年的大陆，前后四十天，期间，独自潜回乌镇，那年他离开故乡将近五十年了。回纽约后，又两年，他搬离距我家较近的寓所，由黄秋虹安排迁往皇后区一处宽敞的公寓，在那里住了十年。到了七十九岁那年，2006年9月，我陪他回国，扶他坐上机场的轮椅，走向海关。黄秋虹，泣不成声，和年逾花甲的章学林跟在后面：自我2000年回国后，就剩他俩就近照看木心。

同年春，听课生中年龄最大的金高女士，逝世了。其他学员早经星散，很少联络了。之后，每年春秋我回纽约侍母，走在街上，念及木心经已归国。去年木心死，我瞧着当年众人出没的街区，心情有异——今夏侍奉母亲，黄昏散步，我曾几次走到木心旧寓前，站一站。门前的那棵树，今已亭亭如盖，通往门首的小阶梯砖垛，放满陌生租客的盆栽。这寓所的完整地址是：

25-24A, 82 Street Jackson Heights, NY 11372.

木心讲课时，还给众生留下这里的电话：718-526-1357。

如今不能上前叩门了。木心在时，书桌周围满是花草，卧室的小小书柜旁竖一枚乐谱架，架上摊着旧版的苏东坡字帖——在我见过的文人中，木心存书最少最少——自1990到1996年，文学课讲义、蓄谋已久的《诗经演》，都在这里写成。凡添写几首诗经体新作，他会约我去北方大道南侧一张长椅上见面，摊开我根本看不懂的诗稿，风寒街阔，喜滋滋问我：味道如何？

讲课中，他两次提到与他相熟的街头松鼠，还有寓所北墙密匝匝的爬墙虎：“它们没有眼睛哎！爬过去，爬过去！”每与我说起，木心啧啧称奇。忽一日，房主未经告知，全部拔去了，他如临大事，走来找我，狠狠瞪大眼睛：

“那是强暴啊！丹青，我当天就想搬走！”

木心绝少诉说自己的生活。五年讲课间，难得地，他说出早岁直到晚年的零星经历，包括押送与囚禁的片刻。他说，和朋友讲课，可以说说“私房话”。本书编排时，我特意在每讲之前排几行摘录，并非意在所谓“关键词”，而多取木心谈及自己的略略数语，俾使读者走近他：经已出版的木心著作，刻意隐退作者，我相信，这本书呈现了另一个木心。

有次上课，大家等着木心，太阳好极了。他进门就说，一路走来，觉得什么都可原谅，但不知原谅什么。那天回家后，他写成下面这首“原谅”诗，题曰《杰克逊高地》：

五月将尽

连日强光普照

一路一路树荫

呆滞到傍晚

红胸鸟在电线上啭鸣

天色舒齐地暗下来

那是慢慢地，很慢

绿叶藂间的白屋

夕阳射亮玻璃

草坪湿透，还在洒

蓝紫鸢尾花一味梦幻，

都相约暗下，暗下

清晰 和蔼 委婉

不知原谅什么

诚觉世事尽可原谅


选这首诗，因为木心、金高、全武、立伟、我，均曾是杰克逊高地的居民，当年辗转各家的上课地点，多半散在那片区域：二十年前，木心这样地走着，看着，“一路一路树荫”，其时正在前来讲课的途中； 下课了，他走回家，“天色舒齐地暗下来”。木心的所有诗文，只字不提这件事，纽约市、杰克逊高地，也从不知道一小群中国人曾在这里听讲世界文学课。如今木心死了，母亲死了，金高死了，此后我不会每年去到那里——“不知原谅什么，诚觉世事尽可原谅”。现在，惟愿先生原谅我擅自公开了听课笔记，做成这本大书。

http://book.163.com/special/mux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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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以不死殉道

乌镇狭长小街，饭店隔壁是棺材店，棺材店隔壁是理发店，理发店隔壁是裁缝店；小街午后湿答答的，有点色情，有点宿命。少年木心爱穿制服，讨厌雕花的窗棂，于是走出窄街住到杭州梅花碑，常对西湖杨柳，后来又去上海，细细品味亭子间里民间社会那一派天真热闹。

20岁刚出头，他参与学生运动，还曾是领导者，结果被当时的上海市长吴国桢亲自下令开除学籍，又被国民党通缉，于是走避台湾。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前，回到大陆。

他是上海工艺美术制品厂的设计师，喜欢画画，热衷写作。从14岁起创作的100多个短篇和8个中篇集成厚厚20本，直到1970年被抄没。因言论获罪，他被关进废弃的、漏雨积水的防空洞。半年后转移到监牢时，关他的人想，该是爬着出来了吧。可他坐着。他从写交待材料的纸里克扣下66张白纸，正反两面写满密密麻麻的字，写散文，还作曲，藏在棉袄夹层里。墨水快要用光了掺点水进去，“不慎”打翻。看守凶巴巴又装一满瓶来：“老老实实写，不深刻休想过关！”

劳动改造12年。人家都平反了，他迟迟没有。后来才知道，有人担心：“他平反了，谁来扫厕所呢？”平反那天，他还在扫地倒垃圾，食堂师傅冲他嚷：“哎，叫你装纱窗装纱窗到现在还不来装！”他问：“个么，到底要装几扇？”“十扇！明天来装！”“噢，十扇。”这时有人告知大师傅：“明天人家就要到设计院做总设计师了呢！”第二天，他坐飞机去人民大会堂，负责修缮工作，因为他曾经参与50年代北京十大建筑的室内设计。这种戏剧人生，他讲起来笑嘻嘻的。

“我不喜欢哭哭啼啼，小女儿一样，要么就天地之间放声大哭，要么就闷声不响。就怕吃一点苦啊，讲不完地讲。而且聪明的读者能够读懂，我如此克制悲伤，我有多悲伤。历史在向前进，个人的悲喜祸福都化掉了。我对自己有一个约束：从前有信仰的人最后以死殉道，我以‘不死’殉道。‘文革’期间，多少人自杀，一死了之，这是容易的，而活下去苦啊，我选难的。可以向死的机会很多，我都挺过来了。监狱里面，饭吃不下，硬塞也要活下去。小时候，家里几代传下来的，是一种精致的生活，后来那么苦，可是你看曹雪芹笔下的史湘云，后来要饭了，贾宝玉，敲更了。真正的贵族是不怕苦不怕累的，一个意大利作家写过，贵族到没落的时候愈发显得贵。”

“您是悲观主义者吗？”

“其实悲观主义是看透了，但保持清醒、勇往向前。释迦牟尼就是一个悲观主义者，可是他的大雄宝殿题了四个字——‘勇猛精进’。悲观主义止步，继而起舞，这就是悲剧精神。”

每天手写1万字

平了反，20本作品却要不回来了，说是烧掉了。木心灰了心，决意从此只画不写。1982年自费留学到了纽约，55岁，没有亲戚朋友。朋友说，到纽约的华人里他胆子算大的。

他也有房租无着的日子，听到街头冰淇淋售卖车的叮咚音乐，一样泛起忧伤，当然，还要为居留身份烦恼。

1984年 ，一对法籍台湾夫妇，男的是画家，女的是音乐家，都兼批评家，惊叹于他的睿智与谈吐，力劝他写作。“那时我的画已经被收藏家买了，生活比较稳定。有一次他们专程拜访，说，今天来，就是请你答应，你还得写作，专心写作，我们帮你推介。不答应不走。我答应了。送走他们，我上楼，摊开纸就开始写，然后寄给他们，介绍到台湾。”第一篇文章《大西洋赌城之夜》一行标题斜斜占了一整版，洪范、圆神、远流、元尊文化等出版社一气出了他12本书，台湾读者也像今天大陆读者一样，纷纷动问：“木心是谁？”

精致华美的文字后面，是每天8000－10000字的工作量，全部手写。有次为赶一篇稿，他买好牛奶面包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三四天，稿子寄出，发现衬衫上一层白乎乎的小东西，原来虱子前来造访4天没有洗澡的人。

《上海赋》大家似乎看懂了。“有一阵到处都在怀上海的旧，但不是电影里那样，一副馄饨担，一部黄包车就是上海了。我看那些老洋房、大都市、车水马龙，那种浩荡温情，好像君临万物，心怀慈悲，又嘲笑又喜欢。就这一念，我开始写《上海赋》，好比一个悲剧演员在演小丑。”木心说，《上海赋》里的旗袍面料全凭儿时记忆，没有资料可查。据说给绸布店经理看到，吩咐手下：“记下来记下来，我们的料子还不够，照这个进货。”

他的画作，那些被画家陈丹青“第一眼看到就认了”的中国山水，在策展人Alexandra Munroe和巫鸿的推动下于2001年在纽约展出，随后在全美作博物馆级巡展，33幅画作已被各大博物馆和私人收藏。在纽约呆过十多年的画家李斌知道其中的含义：“对于一个华人画家来说，差不多已经到顶了。”

自己留下的作品，打包在54件海运行李中，正在海上漂，不久将出现在乌镇故居的新宅里。

从前有科举，有文人雅士的传统，后来都没有了

上世纪80年代末，木心在纽约华人圈子里开了4年的世界文学史课，课后在中央公园散步谈笑，一位学生说，“先生一路看过去，能不能即兴写俳句？”

话音才落，有位女子走来——“她围着黎明的围巾，牵了条黑夜的狗。”

一辆旅游大巴开过，车身上涂料是红色与银色，好像救火车——“这个旅游团多仁慈，一边旅游一边救火。”

两个男人——“靠在公园的石栏杆上，毫无作为地容光焕发。”……

“什么时候发现自己能捕捉生活中的这种瞬间？”

“长期的训练，像中国武功。我喜欢那个传说中用筷子夹苍蝇的高手。”

从杭州高级中学开始，木心算算自己教过5代学生。后来都是朋友。

“古人说天地君亲师，没有把朋友列进去，其实我始终觉得这世上朋友最要紧。就像西方的星相图，本来只是几颗星星，独自放亮，星与星之间有了友情，就划一条线，然后就连成了水瓶座、双鱼座。我们年纪大的人交朋友有点从前金兰结义的意思，好像有契约的。”

李斌说 ：“我现在讲给人家听都不相信，到纽约去的人都忙得脚打后脑勺，哪里可能坚持4年？哎，真是怪了，那时候，每两周4小时这堂课，好像雷打不动一定要上的。”陈丹青手快，5大本笔记记得最全。

从另一方面看，这并不值得庆幸——查建英、刘索拉在《八十年代访谈录》中说出了那代人刚出国门，频频“如遭雷击”的原因：大部分人猛然发现这一代除了经历胃的饥渴，更面临断层一代的文化饥渴。

“现在书店里书那么多，是文化昌明的表现吗？不，正是断的表现。大家不知道找什么书看。‘五四’时期，书店里，鲁迅、巴金，一格一格，清清楚楚。有人劝我开书院，我想不行。文化断层无法弥补。中国文艺复兴，我是不大抱希望的。

“从前有科举，有文人雅士的传统，后来都没有了。从前家里有人写错别字，那是奇耻大辱，现在马路上一走，三步一错，五步一错。一家店招写：欧化西餐，也算讲到底了。杭州街上有卖‘桂花糖牛（藕）’，一开始我想，牛肉跟糖桂花一起烧是什么味道呢？后来问他是不是宁波人，说是的。而且那些广告，天哪，那样写的。我看一个药品广告，看了半天没有弄明白，人家等你救命哎。

“从前社交客气而润滑，现在不讲客气了。有人请我吃饭，从开头讲自己，到最后第二句还在讲自己，把客人扔在一边，末了想起来，啊，今天见到你很高兴。我跟介绍的朋友讲，哎，你这个朋友怎么只管谈自己，我连发言余地都没有的？朋友说，现在要找不谈自己的人是没有的。呵呵，倒是我错了。

“讲话不好玩了，俏皮话也听不来了。这些，使人感到寂寞。”

人类已经忘记了“灵魂”这个词

我不是“五四”的延续或重现，“五四”是个不成熟的文化运动（其实是政治实验），在艺术上， 哲学上，是一锅夹生饭，西方300年的文化科学，中国要在30年之间开花结果，本来就是无知的祸祟

某天，看到某报说，“木心先生回国的机票放在抽屉里，时常拉开来看一下。”木心说，“哪里是我，这神态是小姑娘哎。”记者的笔让他有点吃不消，而他对文字对访谈的要求是很高的：“要像《鱼丽之宴》那样，像诗一样。”从此，只接受书面采访。

我将在美国做不到的事，转到中国来做

人物周刊：1982年离开时，有没有想过有一天会回来？说说其中的缘。

木心：1982年出国时没有想到会回故乡，倒是准备一去不复返的了。24年过去，乌镇（桐乡市）的贤达诸公的诚意感动了我，我决定告别美国，带着文稿画件归去来兮，“天意怜幽草，人间重晚晴”，说是野叟曝背，实为临老一搏，冀有所胜于以前。

人物周刊：当年为什么离开？今天为什么归来？在《乌镇》小册子“乡邦人物”一节里看到，您出国前向表兄辞行说：“如无成就，决不回返。”今天，心愿达成了吗？您新作了对子“归国还乡，水土不服/功成名就，壮志未酬”，何志未酬？

木心：飞散和赋归，是同一原因：为了艺术。所谓“如无成就，决不回返”云云，我怎会说这种窝囊话？那是述者编造出来的。苏秦说秦惠王而秦王不纳，还不是灰溜溜回家来的么。对子是闹着玩的，“水土不服”是时差吧，“壮志未酬”倒是确实的伤心。在美国，我的绘画和文学已开了局面，得了收获，但以我的志愿而言，还只是小焉者，是故我将在美国做不到的事，转到中国来做。

人物周刊：无缘看到那篇发在《中国时报》上的《乌镇》以及那天提及的《狭长氛围》等回忆故乡的文字。请您描绘一下童年的乌镇，让读者可以揣摩她昔日的韵致。

木心：我的童年，中国还有“民间社会”可言，那种自给自足自生自灭的生态，特有人情味、戏剧性。在美国犯乡愁了，我就想写一本书，叫作《往日醍醐》，中国江南的浮世绘呀，用意识流手法描摹我童年故乡的春、夏、秋、冬，可奈中途停笔，后来就意兴阑珊，没写成。

人物周刊：都说近乡情怯。离开故土那么多年，现在回来，有这种感觉吗？

木心：我心肠硬，近乡情不怯。乌镇已奇迹般地复苏再起，我欢喜钦佩不已。

人物周刊：童年的江南水乡，少年时代的上海杭州，富庶人家相当西化的启蒙教育和日常生活，是读者能够感知的您的“根”。今天回头望去，它的文化构成是先进的吗？如果是，它的要点在哪里？


木心 ：都道“启蒙”是被动的，随“大流”的，我说启蒙必须是主动的，个人自为的。我的童年少年，家庭教师只讲子曰诗云代数几何，只有小表哥可以彻夜长谈，认为希腊神话和《圣经》故事是必读书（也是听来的常识）——后来到了美国、世界各地，便是以熟悉希腊典故和《圣经》箴言使西方朋友吃惊，相视莫逆，永以为好。我少年时，江浙地区的书香门第都已败落，而富裕人家多数是醉生梦死，少数热血青年则投奔革命，吴文化根本不成气候。我的“自救”，全靠读书，“书”是最神奇最伟大的，十三、四岁时我已将《文学大纲》（郑振铎主编）通读了几遍，后来在纽约开讲《世界文学史》，几乎全凭当年记忆。

人物周刊：对于吴文化，对于江浙历史上的名人，可愿意为我们稍作圈点？

木心：中国，大雅久不作，华夏文脉到明朝已经气数尽了，从前的大户人家的子弟，眉清目秀，以为俊彦，其实是衰象，就像云岗石佛是雄浑莽苍的，到了龙门的交脚菩萨就清秀了，就完了。我不欲为江浙历史名人妄作圈点，一怕顾此失彼，二则实在难有冠绝群伦者，近世，惟鲁迅、蔡元培，我敬重，亦不免有所怅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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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丹青：他让我不再害怕这个世界

木心能被国内读者熟悉，陈丹青不遗余力的推广是一个重要原因。陈丹青在《我的师尊木心先生》里说：“我写书，我出书，就是妄想建立一点点可疑的知名度，借此勾引大家有朝一日来读木心先生的书。”

木心辞世，陈丹青在悼词中发问：木心先生经常引述一位欧洲人的话：“艺术广大，是以占有一个人。”他当得起这句话。他又说：“爱我的人，一定是爱艺术的人。”我们今天站在这里，当得起这句话吗?

他把读者看得非常高

时代周报：一开始我们不知道木心，现在对文字作品了解得多一些，但是先生的画作、音乐作品，尤其是后者就会觉得没有渠道了解。为什么?

陈丹青：画作方面，木心在国内没有展览，到目前只出版了一本画册。我要是他我也不会出版，这是一个太过嘈杂的时代，太多的出版物。每个人都有精装画册，美术圈的人要么就是赶紧立牌位，要么就是赶紧挣钱，这是一个非常孤立的污浊的艺术圈。他不会凑热闹。

如果有足够的诚意，你在他的画上仔细看，你会看到这个世界上可能有的复杂感和微妙。

音乐作品，这是非常遗憾的一件事情。木心先生生前非常希望找到懂乐谱的学生把他的音乐创作记下来，等到我联系到了音乐学院的学生，先生从去年开始就已经身体不好精力不济。所以很遗憾这件事情没有做成。

我听过五六首都是他自己哼给我听的，非常好听，都是他自己作曲，各种体裁，交响乐、交响诗，民族方式的类似满江红、古诗词的配曲，他的记忆力非常好，有些长达十分钟的乐曲，每一个旋律他都记得，为了什么事情，哪一个朋友死去了，于哪一个春天的下午他有感做的曲子……但是他自己没有留下乐谱。他会弹钢琴，自己作曲。

时代周报：读者对他有两极分化的评价，你怎么看待这种认知上的分化?

陈丹青：先生跟张爱玲的时代不一样，跟鲁迅的时代也不一样，那时候读者群的整体水准、整个中国文艺的状况，跟今天非常不一样;主流知识分子群体，主流作家群体跟今天也非常不一样。木心先生区别于所有我们今天听到的，我们市面上听到过的那些名字，可是他那么晚才出现。在他出现以前长达60年，我们的阅读经验已被1949年以后的阅读完全填满了。所以当你读到他的时候，一部分敏感的人，没有偏见的人，立刻就读进去了，绝大多数人读的是你知道的东西，阅读经验会有错位，这就是先生有意思的地方。

时代周报：有读者说，很多人不知道木心的离开究竟意味着什么。

陈丹青：好，这很好，这会慢慢显示。他的价值越深，越大，显示过程越长。我们已经忘记了很多作家，今天炙手可热的作家我相信很快就会被忘记，他相信时间，他说我跟大家比耐心。

时代周报：你觉得木心先生有没有等到他的心里期许的读者?我们都觉得他是一个非常骄傲的人，他那种骄傲可能是骨子里面的，觉得世界上没有多少人能配得上他。

陈丹青：对，他是非常高贵非常骄傲的一个人。他不屈就也不妥协。他那么迟才在大陆出版他的作品有一个非常简单的理由，没有人会坚持这个理由，就是他不能习惯简体字，这是他的一个文字立场，也是他的一个文化立场。

他一生写作，他等到79岁才在这儿出版。但是你们没有看到先生另外一面，就像鲁迅一样，鲁迅大家说他是一个硬骨头，冷静的人，愤怒的人。但是像这样的大人物一定有另外慈悲的一面。他是写给大家看的，写给人看的，他当然渴望读者，渴望读书的人能够认知。但是这种渴望是有条件的，他的条件是他要写得非常好，他把读者看得非常高。这不是一个世俗的条件，而是我要写得足够好。那他就相信芸芸众生当中有人会读懂他。这不是畅销书的立场，也不是一个文学家要名扬天下的立场。就是对文学有敬意。对文学有敬意的人一定对读者有敬意。

时代周报：很多作家，像陈村老师，也都佩服他，听说他一篇文章一定要修改7次才能“不耻见人”?

陈丹青：不止，哪止七次?他在每个字上都有立场，这才是立场。你觉得他有精神洁癖，是因为大家没有精神洁癖。所以大家觉得很稀罕。我们今天的汉语世界就是泥浆，脏得一塌糊涂，没有任何教养。我不看中国当代文学，我遇到他我才知道，我可以看中国当代文学了。这才是中国应该有的当代文学。好的作品很多，好的小说也很多，但那不是好的文学，那不是好的汉语。我非常在乎这个，我遇到他之前就是这样。我遇到他之后我知道还好，我们还有这样一位作家。

他用生命告诉大家自尊

时代周报：我们都听说他生前非常在意自己的外表、细节，全部都要唯美。

陈丹青：你也应该这样，人都应该这样。可是他用自己的生命告诉大家，人第一要有自尊，而且要知道怎么自尊。这个时代的问题太大了，你不遇到木心，就会觉得这个时代的问题习以为常。可是等到这么一个人物出现，你跟他对照，发现太大问题了。首先是我们没有自尊，我们也没有洁癖，我们也不懂得美，我们也不懂得尊敬。他提醒了我们大家。他是一个小孩，他是一个男孩。我前天看到他遗体的时候，觉得自己重新认识了他，此前他还是一个活的人，但是当他变成遗体的时候，他就是一个小孩。

时代周报：很多人对木心的生平可能还不是很了解，将来会出版他的传记吗?

陈丹青：我会写一些我跟他交往的文章，我不知道怎么写他的传记，我也不希望有他的传记。没有人能写他的传记。

时代周报：先生有一幅挽联是你书写的，这个挽联是什么意思?

陈丹青：这个联是我在他的笔记本里发现的，“此心有一泛泛浮名所喜私愿已了，彼岸无双草草逸笔犹叹壮志未酬”。他的“私愿已了”有几个。第一是他的版画集，我看着他挥汗如雨，做出来的很抽象的石版画。第二是他的照片集，第三是他的素描集，第四是他的俳句集。俳句集在上世纪90年代初他就把名字想好了，叫《雪句》。照片集的故事非常神奇，最近上海的老朋友那里发现了木心19岁的照片，非常漂亮、英俊，白手套，在杭州第一次展览，和两个穿长衫的人一起拍的照片。更珍贵的是木心的外甥王伟去年带来了全家照，估计1930年或者1931年，当时他三四岁，他爸爸拿着礼帽站在旁边。母亲穿着旗袍，非常美丽的姐姐。他已经去世的小姐姐在后面扶着他，木心先生就是一个小公子。穿着绸缎的长袍马褂，非常美的照片。这些照片将来都会在影像集出现。木心先生在劫难中丧失了自己所有过去的资料，把19岁照片给我看，说“神气得很啊”。他说当时送给朋友就送掉了。我说怎么这样就送掉了，多珍贵啊。当时他半糊涂半清楚地说，国破家亡，几张照片算什么?这就是民国人的情怀。

时代周报：他说自己朋友不多，根据你的观察是这样吗?

陈丹青：所有真正的艺术家都耐得住寂寞，所有作品是在寂寞中诞生的，绝对的寂寞，他要这个。

但其实他一路相识的人，笑谈的人非常多，一直交往的也有，跟年轻人的缘分特别好。

时代周报：从你个人来讲，木心先生对你最大的影响是什么?

陈丹青：他让我对世界对艺术都有了一个立场，有了这个立场我不再害怕这个世界。我知道怎么爱艺术，很多人都爱艺术，未必知道如何去爱。他知道，他教会了我，我试着去爱艺术。你们还年轻，在这个世界上都会害怕，总是一个强权的世界，在日常生活，你们的工作当中，各种事情都会伤害你们，让你们担忧恐惧。你们在做人和做事情上要有一个更大立场。先生喜欢说，中国人会说人生观世界观，这都太小了。他说如果你对文史哲有一个了解，你对哲学有一个了解。能够进入你内心，你遇到变故，遇到这个世界在变化，遇到灾难遇到侮辱，能够镇定。你们没有经历过“文革”，“文革”是斯文扫地，很多人会失态，受不了。木心承受了那样的屈辱，保有自己的自尊，这和他的哲学有关系。问题是先生不是一个哲学家，你把他说成是哲学家就看低了他，他跟尼采的立场是一样的，认为最好的是艺术家。哲学应该用艺术的方式说出来。学者更是等而下之，就是整理材料的人。

今天这个社会，学者有学问，已经高得不得了了。这是一个低的层次，不是一个高的层次。当然我很尊敬学者，先生也很尊敬学者。他看了很多西方学者的论述，有一个比喻，学者是路灯，我们需要路灯，把我们的路照亮，但艺术家不是路灯，艺术家放烟火。

“要谈纲领性的问题”

时代周报：读者们还是希望多知道一些先生最后的事情，能不能回忆一些?

陈丹青：他最后说了有些话。我都记了下来。

当时说建造木心美术馆的事情，是贝聿铭的学生林兵在设计。木心说：“贝聿铭在他的时间，每段时间都是对的，我在我的时间，每段时间都是错的。”画家刘丹想把这句话写在木心美术馆里。见到了木心美术馆的设计之后，木心说：“这么好啊，我可以去死了。”

11月1日我必须离开，回到北京，还有别的事情等着。再一次见到先生他已经在重症病房，像一条鱼从水里拿出来那样艰难地呼吸，插满了管子。我对着他耳朵哇啦哇啦叫，他没有反应，就像今天大家看到的那样，只是天人永隔。我到桐乡殡仪馆，他还是那个姿势，但是他不会说话了，那种呼吸也没有了。

我不知道他要讲什么纲领性的问题。同样的谈话我之前和他也有过。他说你们这些年轻人—当时我在他眼里就是年轻人。我认识他的时候是二十八九岁—他说你们原来是这样的啊，你们一点不知道交朋友、不知道怎么穿衣服、不知道怎么生活，你们什么都不知道，我说是，我们是什么都不知道。　　我非常明白，现在的年轻人是迷途羔羊，我们什么都没有，我们居然遇上了这样一个人。他还要跟我谈纲领性的问题，没有纲领，无法生活。

纲领之一应该就是汉语的问题，其他我不知道是什么。年轻人爱木心，因为他是慈祥的老人，他有警句、优美的词章，其实是汉语的力量在打动他们，他们未必知道。

时代周报：读者们很好奇，先生一直在创作，很多作品还是没有和读者见面，现在手稿整理这一块的情况怎么样?

陈丹青：这是蛮庞大的一个工作，他有大量手稿、笔记、俳句没有出版。我现在没有办法告诉你什么时候能清理出来。包括他的文学讲稿。当时我听他的课听了有6个月。请读者耐心等待。因为他对自己的作品非常严格。可惜现在不能经过他同意了。我们怎么选择他才会满意呢?

时代周报：你在纽约上他课的时候记过很多的笔记，大家都知道他讲课非常精彩，也很好奇笔记能不能公开。


陈丹青：我记笔记记得快，很准确。我希望这个能出版，但是他一直不希望出版，说那个不是作品，但是我知道年轻人、读书圈都很渴望。这个要想一段时间。

我有五六本笔记，全部输入电脑是很庞大的工作。起先拟定的是20多节课，中国从《诗经》讲起，西方从希腊讲起。后来他涉及得很多，阿拉伯、南美、亚洲，印度、日本、土耳其、波斯，一些小国都囊括，问题是这些知识他在少年时就有了。但是他很认真，每次讲稿在两万字左右，最精彩的是他停下来的即兴发挥。我全都记下来了。

我要想这个事情，先生的文学后事，艺术后事，还有很多事情要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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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郁：木心之旅

汉语的应用功能在今天与审美功能分离得越发厉害了。五十余年间，我们的文字书写与古风里的气象越来越远。文学的情况好像更糟，文字的内涵渐显稀薄，可反复阅读的文本不是很多。有几个人是抗拒流行语的写作的。钱锺书用文言著述，张中行以五四体为文，意在涵泳趣味，都不步时文后尘。其实细想都是看到其中之弊的。四年前遇到陈丹青兄，竭力推荐木心，说文章如何之好，原因也是抗拒流行体，有大的气象。这勾起了我的好奇心。直到近日才得读几册木心作品集，像一番奇遇，自叹天底下还有这样的文字在，似乎是民国遗风的流动，带着大的悲欣直入人心。只有在读这类人的作品时，才感到我们的文字潜能，远未被调动起来，语言的新的革命，迟早要降临到读书界里，只是吾辈能否赶上还是个疑问罢了。

木心的到来给我诸多的刺激，他在许多地方像钱锺书，东西方的诗韵在那里合一了。还有一点废名式的玄奥、鲁迅式的雄辩和梁遇春式的忧郁。看他的小说、随笔和诗歌，印象是久在幽谷里的鸟，忽地飞向高空，带着土地的记忆，却又远离着世人，以苍冷的声音叫出天地间的明暗。关于他的身世我知之甚少，只了解他40年代入上海美专学画，后来屡受磨难，80年代初赴美定居，以绘画闻世。他天性喜欢文字，诗、小说、俳句、散文俱佳。据说他早期的文字多已散佚，现在能读到的多是五十岁以后的作品，且均是远离故国的精神走笔。我猜测他是个从唯美之路走向哲思之路的穿行者。曾经有过的浪漫经由炼狱而变得浑厚，既非幻灭也非虚无，倒是有自嘲后的大觉态，智者的诙谐和坦然相间于一体，古希腊哲理与六朝之文，文艺复兴的烛光与五四遗响，日本的俳句和法国的诗画，我们都能从中感到的。

不知道他的绘画在美术界如何评价，据说美国的一些博物馆对他是青睐的，收藏了他的一些绘画。接近文学里的木心，觉得他是个世界人，各国的艺术意象叠加在一起，故土之恋似乎不及其世界之恋。他是有着大背景的人，身后是诸多文明的信息交汇，其文给人的快感唯有在钱锺书的《管锥编》中才能感到。诗集《我纷纷的情欲》写欧美的观感，毫无国界和种族的差异，欧罗巴的一切也是自己精神里的一切，亚里士多德和尼采，老子和罗素，都在一个庭院里，和木心是对谈的客人。《遗狂篇》写古希腊和古中亚及六朝的景象，隐含着疏狂之气，古人所云心结八荒、目及千里的境界，在在见诸其文字。我看他的诗文，和当下的任何一种文体均不一样，那是独创的语码，《诗经》的古朴和白话文的灿烂都有，从笔下滚滚流过。木心不屑于小花小草的吟哦，时空在他那里是阔大的，自己也阔大得如庄子笔下的鲲鹏，五光十色而又不失本态，诗文里多是力之美和情之美。艾青也是从绘画走向文学的，他的文字高贵气与古典之美杂糅着，色彩与线条渗透到汉字里。较之于艾青，木心多的是哲学，他把油画和古汉语、现代口语及西方哲学的顿悟交织一体，那是老老实实画地为牢的作家所望尘莫及的。中国的作家一写作就定位成作家状，不太顾及别一世界的思想。艾青、李金发等都太像文学，木心没有职业意识，太不像文学却真正走进了文学。所以他的杂，与知堂很近，又不满于书卷气，从文化的流浪里洗去士大夫的痕迹，在五四的余脉里走向了西方个性主义的传统。近五十年的文学书写，几乎还没有这样的人物。废名之后，语言带有幽玄之味者，木心是一个。

陈丹青之所以敬佩他，大约是那文字间不尽的意象对人的撩拨，使一切浑浊者与其对视时如沐新风，知道智慧的表达还可以这样。我觉得他的意识止于1949年，后面的历史对他只有生命的意义，而无审美的意义和思想的意义。无论是小说还是随笔，他的底蕴是非道学化及非教化气的。近人写作好讲真理，曲直分明，甲说乙不好，乙谈甲很糟，其实都是双胞胎式的吵架，模子是一样的。于是大多患了布道症，动辄宣泄种种理念。人们被困在圈套里，说一些本质性的语汇。木心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混血儿，他语态的样子是多声部的交响，普希金、夏目漱石当年不都是这样的么？反本质论而更让人觉得是瞭望到本质，而且以碎片性的哲思颠覆着世人的阅读习惯。艺术的表达式有各种各样的，历史上好的文人都和自己的时代语言不通。陶渊明自唱自乐，曹雪芹不管别人的眼光，木心自知其中的蹊跷，自我流放，跑到异地涂抹纸张，图的就是与人不同的快感。

《温莎墓园日记》里的大多小说通篇是民国体，文风流动着鲁迅和张爱玲式的气息——或者说它们是从民国文人的语态里流出的。汪曾祺说小说是一种回忆，也许是对的。木心就是在回忆里展开对生命的再体味的。如何看自己那代人的历史，大概能从中嗅出其精神的色调。他对三四十年代人生的凝视说不上是批判或赞扬，不过对人的迷失的勾勒很有韵味，情境婉转多致，弥散着说不出的余韵。小说不太讲究结构，和一些散文颇为相近。《寿衣》在什么地方有鲁迅《祝福》的影子，却又跌宕了许多，有小夜曲般的哀怨了。《此岸的克利斯朵夫》为自己那代人画像，让我想起鲁迅《孤独者》肃杀的景象，人间之苦楚，弥漫四周，能窥见作者柔软的一面。《芳芳No.4》里的女主人，有真俗之变，在沉郁婉转的气脉后是作者对俗谛的冷的目光。这些小说均是回忆体，却无沈从文的肃穆和汪曾祺的冲淡，隐隐地射出严酷。木心的文字不呼天抢地，也不故作悠闲。他对历史和己身的荣辱有另一种尺度，靠情韵的展开来诉诸读者感官，绝非故事和理念的排列。他关注生命状态，“生命是什么，是时时刻刻不知如何是好”，一声叹息，一切先验的理念纷纷凋落。

在他的文字里，有两类与众不同。其一是历史的回顾，布尔乔亚式的感伤消失了。是悲悯还是别的什么，我说不清楚。《竹秀》与《上海赋》各得玄机，前者清秀得像画，是油画与水墨间的韵律，我过去很少读到这类作品，自恋的地方殊少。后者在竭尽全力的铺陈里，反讽了旧上海人间。古人作赋，皆赞美之语，以显威风。木心在华美的雕饰之后，忽然消解了一个久远的神话，将国民混沌的历史撕碎了。其二是那些小杂感类的独语、俳句，几乎篇篇藏针，有一点鲁迅杂感的深切、蒙田随笔的隽永，以及尼采的出奇不意。《琼美卡随想录》笼古今于瞬间，以刹那间的灵动闪出智者的思想。木心讨厌一切体系，绝不做大而无当的宏论。他的杂感都是哲思与诗话式的，仿佛是庄子的奇句、禅师的一念，但绝不道学气和象牙塔气。他眼里的流行语和俗念，在许多方面把人间世的面目颠倒了。他自己要做的是，把逻辑的幻象从日常生活中解放出来。这两个方面，是对先验认知形式的一次换血。在反逻辑的诘难、归谬里，汉语的基石被重新置换了。之所以石破天惊地独语着，是他能用超地域的、历史的眼光打量中国的经验，不信时下的解说，远离腐儒的陈词，他以为古希腊哲人还在守着本真，后来的哲学家大多成了名利场中人，寻求什么专利去了。所以，木心在自己的著作里，对世间的人与事进行了重新的书写。不是顺着什么说什么，而是逆着什么说什么。他的书写都有一个相同的特征，那就是对世俗经验的改写，一般人的认知方式受到嘲笑。在作品里张扬的是心智的快感，类似于笛卡尔“人是植根于肉体机器中的心智”的思想，将流行多年的黑格尔式的绝对理念作了一次大胆的颠覆。当人们从“民族国家”的概念出发去呈现自己的意识时，他坚持的却是“个人”。这个赤裸裸的“个人”从审美的王国散出的是智性的愉悦。木心的“个人”不是自我的惆怅及感伤主义的，在深处是被智性化了的审美独立体。那是对尼采式的超人的渴望还是对鲁迅笔下过客的认同，尚不好说，我猜想他狂草之后必有一点得意：在这个世界里，有什么比“个人”的审美狂欢更有意味？

木心与钱锺书一样，喜谈艺术，其随感里的谈艺部分和《谈艺录》异曲同工。不过他不是借着古人的诗文表达己意，思想没有黏附在别人的躯体上。这一点他比钱氏率真，除了读书得间外，其生命体味的部分是书斋里人难及的。他独抒性灵，宛如狂客，信步于南北东西。钱锺书借着古人的语录谈今人之事，可以藏拙。那是钻网子的办法，木心可能并不喜欢。明清以来的文人多通于此路，闪烁其词的著述可谓多矣。这位老人的随感写于域外，在美国琼美卡那间房子里，毫无内心之累，放言无忌，游走于精神的海岸。看那些关于文学的顿悟，其实也是留下了美术创作的经验，是五十年来少见的语录笔记。这些笔记的特点是裸露思想，不是遮掩意识，是对见识极限的冲撞而非信念的自律。艺术美学的底部也是人生哲学。但作者不愿从俗谛里考察历史原委，以显学者的高贵。品味世间文学与绘画，非点起上帝般的明烛不可洞悉底色。艺术家已经是俗世的上帝，因为他们创作了诗意的世界，把人提升到精神的彼岸。木心无意中也成了上帝的上帝，在艺术大师面前指指点点，看高人之得失。在人们尽情礼赞的狂欢里，他是冷眼笑谈的看客，自有精神的独行路。在人们自以为得到真理的年月，他却破帽遮颜，沦于暗地而不失光泽。似乎是看不起史学家的笔墨，历史多是盲点的堆砌，唯有艺术之光可照着人们。他不安于史学家和学人的苟且，现实人的翅膀已经折断，没有几个人能飞腾起来，而艺术必须飞腾。和钱锺书不同的是，他甩掉了学人的面具，生命便是诗、色彩、音律以及哲思。只有照亮黑暗的精神才是真精神。而世人在精神洞穴里，苟且得太久了。

废名当年谈论知堂时，说其目光从古希腊来，穿过霭理斯等人的典籍，看到了今人的可笑。因为追溯到文明的源头，于是没有装饰的外套，思路自然是开阔的。废名自己努力向着这条路来走，语言通透明澈，少有世俗的污染，玄学的东西和温涩的文体让人叹之又叹。俞平伯试图靠拢于此，可惜明清士大夫气出来，未能跳出读书人的窠臼。浏览知堂周围的人，都试图在文体上叛离八股调。知堂有日本小品与希腊断章的余绪，使文章解放了大半。废名只是在禅和诗里打转，几乎没能得到域外艺术的折光。苦雨斋的气象还嫌简单，后来几乎没有什么延续。因为有多种文明背景的人越来越少，那些香火就断掉了。木心在一些地方有京派的特点，虽然他自己本没有在旧京久待的经历。他比苦雨斋里人多的是美术和西方哲学的训练，又熟读小说经典，不是被明清士大夫牵着走的人。五四之后，文人的大困扰是自己成了信仰的奴隶，自觉地确切化自己，精神鲜能处于不断生长的状态。我们看上下左右，唯有鲁迅逃脱了此境，余者多是牢笼中人了。鲁迅的可贵是能在熟悉的陌生化里，使思想处于流动的冲撞之中，与其相碰永远都能生长出新的思绪。木心在精神的层面是鲁迅的知音。他不像我们这些人在鲁迅的面前停下脚步，而是有了自我生长的内力。有点像鲁迅的峻急，出语鲜活，多见刻薄，内心有大爱存在。无所依傍、又无不依傍。你看他议论荷马、但丁、哈代、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普希金、叔本华、尼采、蒙田，进入很深，又跳出很远。鲁迅向来蔑视知识人的奴性，将一切死的学识变成生命意志有意味的闪光，才有大的欢喜。当年骂鲁迅者，大多是安于一种信念的绅士。邵洵美、徐志摩、林语堂等是坐着马车走在林荫大道上的雅士。鲁迅则是骑着野驴的旷野奔跑者。我看木心也像驰骋在沙漠里的骑手，在没有路的地方踏出了一条奇路。中国的模仿鲁迅者大多跑到林荫道上，却少有人学会了自己走野路。木心是个在野路上飞动的人，这就是为什么读到他的书时让人兴奋的原因。他对五四传统的理解，已内化到生命的冲动里。而且重要的是，五四文人未能生长的可能性，在这位老人那里变为了奇异的风景。


我读五十余年的国人文章，印象是文气越来越衰。上难接先秦气象，旁不及域外流韵，下难启新生之路。虽中间不乏苦苦探路者，但在语体的拓展和境界的洒脱上，还难有人抵得上木心。他对我们的好玩处是，把表达的空间拓展了。远古的《诗经》与《楚辞》，西方世界的荷马、乔伊斯、加缪可以嫁接在一棵树上。那是一个高级的游戏，是从亚细亚升腾的光，照着我们贫瘠的路。五四之后，没有人从那里重新启程，都是在已有的链条上滑下去。木心在50年代和80年代初之间，人在大陆，思想却停留在过去，现实自然没有他的空间。这个民国的遗民，在暗暗与东西方古老的灵魂对谈，血脉从未交叉在同代人的躯体里。这个遗老式的人物保留了五四时期脆弱的温床，极其细心地呵护着那个残破的存在。他自信拥有的是属于自己也属于众人的遗产。独享之乐离于众人之乐，乃是智者之乐。我由此也明白他好感于康德的独思、淡泊，大约也是“虽不能至，心向往之”的心理使然。木心不属于今天，却可能被叙述于未来。我深信于此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