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遗忘的大师——木心

giga

梁文道

一

以前母亲、祖母、外婆、保姆、佣人讲故事给小孩听，是世界性好传统。有的母亲讲得特别好，把自己放进去。

这段话出自《文学回忆录》,是陈丹青当年在纽约听木心讲世界文学史的笔记。讲世界文学，忽然来这么一句，未免突兀，不够学院。木心讲课的框架底本，借自上世纪二十年代郑振铎编著的《文学大纲》。坦白讲，郑本在纵向时间轴上的分期、横向以国别涵盖作家的方法，今天看来已经太落伍了。而在木心的讲述里头，史实又大幅简略，反倒是他个人议论既多且广。兴之所至地谈下来，重点选择的作家和作品，多是木心自己的偏爱，全书很难找出一贯而清晰的方法。因此，我们不能把它当成今日学院式的文学史来看。好在，读者不傻。

木心不是学者，他是个作家，是一个艺术家。以作家身份谈文学史，遂有作家的“artistic excuse” 。同样的例子，在所多矣。艾略特、米沃什、昆德拉、卡尔维诺、纳博科夫……有谁真会用专业文学史家的眼光去苛求他们？我们读这些作家述作的文学史，目的不在认识文学史，而在认识“他的文学史”。就像木心所讲的母亲说故事，说得好，会把自己说进去一样，这类文学史述作好看的地方正正在于他们自己也在里头。

所谓“在里头”，别有两个意思。一个比较显浅，是他们自己不循惯例、乾纲独断的见解。好比昆德拉的小说史观，不只史学家不一定同意，说不定他频频致意的现象学家都不买账。但那又怎么样呢？看他谈小说的历史，我们究竟还是看到了一种饶富深意又极有韵味的观点。没错，这种文学史也是（并且就是）他们的作品。一个稍微讲理的读者绝对不会无理取闹，从中强求史实的真理；果有真理，那也是artistic truth，一个艺术家自己的真理。

“在里头”的第二个意思由此衍生：它是一位作家以自己的双眼瞻前顾后，左右环视，既见故人，亦知来者，为自己创作生涯与志趣寻求立足于世的基本定向。如此读解文学史，读出来的是这位作者之所以如此写作的由来，是他主动报上家门，是他写作取向的脉络，是他曝露“影响之焦虑”的底蕴。更好的时候，他还会借着他的文学史道出他之所以写作的终极理由。也就是说，大部分一流作者的文学史，其实都是他们的自我定位。《文学回忆录》里的木心便是一个在世界文学史中思索自身位置，进而肯定自身的木心。这就是木心的“文学回忆”，也是《文学回忆录》中的木心。

二

屈原写诗，一定知道他已永垂不朽。每个大艺术家生前都公正地衡量过自己。有人熬不住，说出来，如但丁、普希金。有种人不说的，如陶渊明，熬住不说。

具有这等企图、这等雄心的中国作家，是罕见的，这是木心之所以是木心的原因。耐心的读者或许就会慢慢明白：木心为什么和“文坛主流”截然不同。他不但在谈文学史的时候是个专业门墙的局外人；就算身为作家，他还是一个局外人。他“局外”到了一个什么程度呢？刚刚在大陆出版作品的时候，大家以为他是台湾作家，或是不知从哪儿来的海外作家；更早在台湾发表作品的时候，那边的圈子也在探听是不是一个民国老作家重新出土；他竟然“局外”到了一个没有人能从他的作品中读出来处的地步，“局外”到了让人时空错乱的地步。

有些读者感到木心的作品“很中国”，甚至要说它是“老中国”；不过你从今日大陆（所谓的中州正统），一直往回看到“五四”，恐怕也找不到类似的写作。既然如此，为什么大家仍然以为木心“很中国”？这里的“中国”究竟是指哪个“中国”？另一方面，木心的文学实践又非常西化、非常前卫。早在五十年代，他便在大陆写过带有荒谬剧况味的剧本；青年时期，更自习意象主义和超现实主义。于是我只好猜想，三四十年代，以江浙一带文脉之丰厚蕴藉，传统经典既在，复又开放趋新，如无中断，数十年下来，也许就会自然衍生出木心这样的作家；但它毕竟是断了。 所以，一个不曾中断、未经洗劫的木心才会这般令人摸不着头脑。如今看来，一个本当顺理成章走成这般的作家，居然是个局外人。虽说是局外人，但又让人奇诡地熟悉， 仿佛暌违多年的故人。如若强认他是汉语写作的自己人，继承了传统正朔，那便只好勉强说他是“不得祢先君”， 远适异乡，自成一宗的“别子”了。尽管，我不肯定眼下的主流到底算不算是汉语书写的嫡传。

三

《红楼梦》中的诗，如水草。取出水，即不好。放在水中，好看。

《红楼梦》里的诗，是多少人解析过的题目，有人据此说曹雪芹诗艺平平，也有人说他诗才八斗。而木心这句断语，也并非没人讲过，只是说不到这么漂亮，这么叫人服气；“水草”，何等的譬喻，就这一句，便显见识，便能穿透，正是所谓的“断言”，无须论证，不求赞同，然而背后的识见，全出于其高超的“aesthetic quality”，令人欣赏，乃至叹服。

这就是木心，也只有木心，才会大胆说出这样透辟的句子。他的作品，好读难懂，难懂易记，因为风格印记太过强烈了，每一句说，自有一股木心的标识，引人一字一字地读下去，铭入脑海，有时立即记住了某一句，回头细想，其实还没懂得确切的意思：于是可堪咀嚼，可堪回味。

与《红楼梦》中的诗不同，木心的断语，取出水面，便即“兀自燃烧”起来。这一评价，本是刘绍铭教授形容张爱玲的名言。在我看来，现代中国文学史，木心是一位“金句”纷披的大家。但他的“火焰”，清凉温润，却又凌厉峻拔，特别值得留意的是，他的一句句识见，有如冰山，阳光下的一角已经闪亮刺眼，未经道出的深意，深不可测。

四

本书的题目，叫做《文学回忆录》，书里的讲述全部出自木心，然而这是陈丹青五年听课的笔录。很自然的，读者会猜测，甚至追究：笔录中的木心到底有多真实？又有多少带着笔录者的痕迹？不寻常的是，木心当初备有完整的讲义，但他不以为用来讲课的底本可以作为他的创作，因此，他在生前不赞成出版讲义。自重自爱如木心，后人应当尊重他的意愿。饶是如此，陈丹青出版笔记的用心，便如他所说，乃出于木心葬礼上众多年轻读者的恳求了。

但我们仍然面对着微妙的困境：木心不把讲义视为他的文学作品，那么，眼前这本《回忆录》，还是他的书吗？

熟悉历史和文学史的读者，应该明白，这个问题，是个“述”与“作”的问题，这个问题又古老，又经典。佛陀、孔子、苏格拉底、耶稣，全都述而不作。他们的言论与教化全部出自后人门生的记录。今人可以合理地追问：佛经里的“如是我闻”，到底有多“如是”？“子曰”之后的句子，又是否真是孔子的原话？其中最著名的公案，当属柏拉图与苏格拉底的关系。当年至少有十个跟随苏格拉底的学生记有“听课笔录”，唯独柏拉图《对话录》影响最大，是今人了解苏格拉底的权威来源。

好在木心既述又作，既作且述，生前便已出版全部创作。其风调思路，毋须转借陈丹青笔录才能一窥全貌。这本《文学回忆录》，无论叙述的语气，还是遍布全书的断语、警句、妙谈，坦白说，不可能出自木心之外的任何人。


在这部大书的前面，说了这些话，难免有看低读者之嫌——木心从不看低读者。倒是我所遇见的不少木心读者，将自己看得太低。我至今遗憾没有亲见木心的机会，而他们崇敬木心，专门前去乌镇探他，到了，竟又不敢趋前问候。想来他们是“把自己放得很低很低”了。要不，便是自我太大。遇到高人，遂开始在乎起自己如何表现，如何水平，深怕人家瞧不上自己。

你看木心《文学回忆录》，斩钉截铁，不解释、不道歉、不犹疑。他平视世界文学史上的巨擘大师，平视一切现在的与未来的读者，于是自在自由，娓娓道出他的文学的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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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过木心讲文学史的人都觉得木心是个很牛逼的人，我也不例外，但是，如何评价木心，我却不知道从何说起，木心讲文学史，带着点不屑，或许是他有足够的高度，但是这并不能说他自负，我想他多半是觉得孤独，在这世界上，只剩下他讲与别人，而自己一腔干货却少了个可以相互切磋的人，他赞赏鲁迅，却又不崇拜，觉得鲁迅不过如此。说孔子世俗功利却也对自己的出身不遮不掩，人不懂世俗的时候最简单，懂了之后不说也简单，难就难在被世俗迫害之后却依然一字不提。
显然，木心也没能免俗，他讲孔子，满心的不喜欢，谈不上厌恶，但是带着点情绪，显然当年的事情耿耿于怀，但幸好，没将他逼上绝路。
他讲人生观的时候，是带着自恋的，他说人生观若来自于世界观，世界观来自于宇宙观，这样的人生观就能伟大，如同老子说，天下事万物为邹狗，其实只是人心愚昧尔，他讲尼采的世界观便是来自宇宙观，尼采是他欣赏的人，但是他也不崇拜他，他自负吗？不。他自觉！
恰好，中国人的传统之中以天为尊，他只是顺流而下而已，他知道前人之功过自己没资格评论，只需讲讲自己的喜好便可，谁都不是上帝，能让不喜欢的人消失，谁也不能去克服时代的悲剧让自己完好如初。
他不讲，知道的人便是知道的，不知道的也就不知道了。
看木心，如果是年轻的时候我肯定看不懂，如今老了，便觉得字字玑珠，若说木心像谁，就如他讲的那样，陶渊明是塔外的人，木心亦如此，站在塔外，流亡而已。
如要将木心和更多的文学巨匠对比，木心算是个会长，什么都懂，但是人家不觉得这事要整个第一出来，所有伟大的人，留下来的都是一个角，遗失的才是真容。
他谈老子，谈的洒洒洋洋，谈的器宇轩昂，似乎这世界上，唯他懂老子，但是若看着当年的事实，别说老子，连日子都过的磕磕绊绊的中国人，对于这些事情，仅当茶余饭后的富人间的哑剧，说是哑剧，因为没人知道要怎么讲。而他讲了，看着对面那个国家一帮人在照本宣科，道可道的时候，低下头，对着自己的小学生说，这玩意是这样的。
装逼吗？不，只是惋惜。
看木心的画，我看见朦胧的美和国画中的留白在整体用了灰色调之后的运用，说这是技法毫不为过，对此不屑的人，往往都是一知半解的人，今天我带自己的主观意识去理解往往顾此失彼。但同时看见木心任性到底，我就是如此，走我的路，思考我的人生，我已经够牛逼，何须顾忌你们那些无知无畏的人怎么看我。写作是给自己看的，一篇文章，往往最先打动是作者，作画又何尝不是呢。
以下可看可不看。
不得不谈谈美术家的主体意识和表现自我，所谓主体意识，既是美术家对自己在艺术创作中的作用、价值、地位等的觉悟，对自己作为创作主宰地位的确认。
艺术创作的规律和特性要求艺术家在思想和行为上的独立和自由，强行要求一个美术家在创作中服从他人的意志，是对美术家主体意识的消弱，也是对艺术创作规律的背离。不过，美术家主体意识的形成也有一个过程；这一过程的长短取决于艺术家对艺术本质、创作规律等的认识是否深刻，他的艺术实践是否已提升到了一定的高度。
美术家树立明确的主体意识，其根本目的是为了使自己真诚的艺术意志得到充分的表达。美术家的创作过程就是表现自我的真诚、善良和美好的艺术意志和艺术愿望的过程；从这个意义上讲，美术创作就是美术家“表现自我”的实践活动。

既是自我表现，有什么能比给自己表演而更耐心呢，时至今日，追求超越自身的画者，多半是画不出什么惊天地泣鬼神的画作的，只因自身本来的积淀就不够厚实，况且如今的当代艺术也不是那么容易让你看懂的，玩点小心眼，玩点别人玩剩下的老古董，然后炒作一番，你必然看不懂。
看不懂的画分为两种，第一种是那些刻意在某个流派某个系统里深耕细作的人，小众而且小资。
看不懂的第二种，就好比木心的画，你不明白他为何要大面积的用灰色调，压抑之后的开阔，抑或要比一开始就深远通达的开朗来的人性。恰好，通过文字，我懂了点东西。

木心的画有一副显然是断了的三根手指，我不记得名字也找不到出处，接触木心的文字不久，仅仅两年而已，却一股脑的被迷住，被制服。
看他讲文学史，信手拈来，敢于说谁不行，敢于说谁是个混子，这不是无知的傲慢，而是饱读文字之后的思考，终其一生，木心对自己一直都在探索，他看见自己身后的世界不是自己想要的，便去追寻自己的世界，但是却不小心闯进了另一个世界，今天我们很难去明白如果一个人脱离了传统文化的束缚会是什么样，之所以这样说，不是毫无依据，正如木心所说的那样，今天的文学是某个党派的文学，是某个大人的私塾，你要看的都在这里，你能看的也都在这里，若想去超越什么，对不起，这里没有。
便只好出走，你们都在这座塔里修炼，而我既不想当个苦行僧，也不愿和你们一样成为塔里的僵人，如此这般，我便去荒野看看，荒野另一端有古迹也有新城，塔里人的事情，远观即可，若有一日，有人能走出来，看见我这早他远去的先行者，默默哀悼我便好。我想这是木心心里最想说的话吧。
反观今日之文化，说它嘈杂实不为过，什么二次元，腐文化，网络文学热，他们违背了人类文学的初衷，就像是变异了的蔬菜水果，我们不谈哲学，也抛开宗教，谈中国的文学，中国的文学在哪里，在一群民国人的手里，他们虽多少有些受不起这话，但是至少还有点文学的痕迹留在他们身上，譬如鲁迅，譬如胡适，譬如蔡元培等人，他们虽各有缺陷但至少对文学有点负责任的态度，反观今日之文学作品，以我们的莫言老师为例，蛙获得了诺将，但是他自己也说，这不能算作什么，在一个审美疲劳的时代下，我能看见的是莫言用简单的语言描写了他的村。而背后是我们某些力量对中国文化复兴的恶意操纵。这里不需要多少笔墨，说他政治功力心足以。
接着说目前的文化乱像，国学热，汉学热，古风热，还有大修孔庙之类，细看之后不过是浑浑噩噩的阿Q进了尼姑庵的做法，别人摸得为何我摸不得。于丹阿姨那打了鸡血的论语讲座能让我鸡皮疙瘩掉到脚后跟都还在抖动。她确实是个好人，但是糟蹋了一群人。
我为何要说木心好，我觉得木心有情怀，有内心的自觉，要说什么是自觉，老子留道德经而出关就是自觉，不以言语教人才是智慧，试问谁能教会一个人创造发明呢？
今天我们的信息量大的惊人，仅仅通过知乎，我想就能让一个人获益良多，但是如果你有一天超过了这个高度，你该去找谁学习，学些什么呢？依照老子的观点，你要自己想去。为何要自己想，因为你已经成了你自己，其实个性和深厚的文化修养是相互尊重的，你尊重你自己就找到了你自己的文化之路。而不是看着满屏幕的大师名字觉得这些人都应该去学习，大师也有混子。
再说点别的，关于对木心的评价，有人说他不好有人说他好，其实我们根本没有理由去说他好坏，相比木心我们即比不过人家的读书量，也比不过人家传客授艺的良心，更不具有人家这一生克服自我的勇气，试问，有几个人被流亡海外之后还能如此坚强的面对自己的生活，木心说，我是一个在黑暗里大雪纷飞的人呐！

读这句话的时候我突然很伤感，饥寒交迫与世人的排挤，在知乎有谁经历过那个疯狂的年代，那个年代的疯狂如今我母亲讲起来依然不寒而栗。有被敲断三根手指还一心一意读书写作的人。没有。一个也没有。
作为一个读书不多的我，我长长看着作者的遭遇而暗自神伤，他们的心窝里是有一窝热气的，就算是已经残烛暮年，只要他们写出来都会是一部伟大的作品。
今天我们的生活已经天翻地覆，却再难有人愿意一头扎进去，用时间去梳理自己内心的文学。短平快是文化的主流，却在喊叫着文化复兴，更有人穿着长袍而满地跑的，怀念文化不需要这样的革命，至少这些人内心里的东西谈不上文化。
诚然，木心的东西并不一定就是最好，但是已经足够好，至少是这我看来最好的，读书讲的如果是实用，那么就违背了一个人生活的初衷，创造从来都不是刻意而为之的。
写到这里，话已尽，言已失，岁月不曾饶过任何人，我们又何尝饶过了岁月。
活着本是件自我的东西，偏偏要马不停蹄的去证明给谁看，可惜多数人都如跳梁小丑，热闹一阵子，折腾了一辈子。


高鹏《知乎》

giga

以前写过一篇有关木心的文章，贴上来算是回答吧。

告白木心

早起，多日前降的雪已经融散的稀稀落落了，太阳的温暖刚刚显出来，映在我背后的窗帘上，米黄色，颇有诗的芬香，我忽然又想起木心先生了。想动笔写些什么，又不知该如何去下手，木心有俳句：礼物太精美，使接受的人觉得不配，此时此刻，我之心情，正如此意：我的一支笨笔，该如何去叙述那个健康的老头子？

最初，我爱的是陈丹青，耿直愤慨的老派文人性格，舒畅雅致的文风，以及慨然不俗一语中的的文化素养，我也颇爱他的模样—与我略有相像—精光迸射的眼眸，剃光的荆棘短发。我爱他爱得死去活来，一遍一遍地读他的书，一次次沉浸在那种性情中人的气场里。当然我看到了他的那篇演讲—至今想来仍觉庆幸--《我的师尊木心先生》。他在演说时一再强调自己要保持克制，历数其师尊木心的伟大与独特，显得恭敬谦顺，如临要事，然后抛出自己的阳谋：“我写书,我出书,就是妄想建立一点点可疑的知名度，借此勾引大家有朝一日来读木心先生的书。”怎么样呢？我爱陈丹青，陈丹青爱木心，那么就上钩吧.于是饱含好奇的我于琅琅教室里对这位木心先生产生了莫大的兴趣与莫名的爱敬—现在想来，也许是先生在召唤吧—恨不得马上钻进他的肚子里。

从那以后不知为什么， 我极度渴望木心的浮光片影，陈丹青书中印有他的黑白照片与书影，黑礼帽黑风衣大围巾、长柄雨伞，目光矍烁如炬，微微笑，一副好相貌，显然一个中国牌绅士，英伦风君子。所录八本书影，装帧的蛮好看，素雅淡致，如艺术品。无奈身在牢笼，距书市甚远，只得于瘙痒急躁之时一遍一遍地看木心的照片来缓解，现在想来，近似好笑。

去年冬天下午的一次体育课，天寒风紧，我躲避众人的嬉肆喧嚣，像躲避凛冽的风，独自一人在图书馆取暖“狩猎”。暖气微醺，地板橙黄，书架褐红有古意，排排立着，整齐有致。此中之书，数量巨大，但十之八九不值一阅，校长为争全市藏书第一的名号便斥资购了大量的废书，装帧庸媚，内容粗糙如砖石，成捆地搬回来，摆上去，当然少之又少的精品弄拙成巧的，隐在这偌大的纸浆中。那一天，室内温暖，只我一人，沿书架漫荡，一排一排走，像自己与自己捉迷藏。我摸到一本《鱼丽之宴》，泛蓝封皮，开本精小，薄，封面只题书名作者：木心！该遇见的总要遇见，此时手中的这一小册真是自己珍爱的类型吗？如若晦涩难懂或是浮夸做作怎么办？我并未惶急地翻阅，而是先想了如上的傻问题。陈丹青精光迸射的眸，演讲时虔敬如小童，木心的黑礼帽大围巾，与这一册般配吗？我无意渲染彼时的场景，我终于坐在图书馆类原木的青色椅上阅完了这本书：陈丹青真变成一个他自引上海女作家王淑瑾所谓“小瘪三”。书中答客问的睿智灵巧，匠心雅用，遣词造句的自如娴静，引人入哲，亘古未有。像早就在那里，又像是柳暗花明后的惊鸿一瞥。那种奇妙的感觉，像上帝在召唤，形容不来，我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就是这个样子，终于对了。

此后，我便一发不可收拾，落入到木心里面。我于学校放禁后的第一天就急急购得《哥伦比亚的倒影》，新版理想国的硬质素色封皮，开本一样精小，简约如日本艺术品。恍然读完，脑袋空空，不知如何是好了：木心古典汉语传统文骨，鲜明的东方文体精气神与所谓前卫洋派现代的西方欧罗巴文艺内涵完美契合，文字处理欲仙欲死，读来绵绵如水又虎虎生风，生微风。而我本身又寡薄无学，庸受自盗，这二者冲突峰起，矛盾突兀。“这样的、这样的文字，我配读吗？”我对自己此前读书上的不用功深感羞愧，但也就无耻地读下去，试看能不能读出些什么：一股一股的血涌上胸腔：那只翠绿的盌，随波荡漾着飘去；两个金发小童捧一把花瓣互相洒在对方发颈上；在竹林半夜叩门的那只虎；富兰克林的长筒皮靴；林肯中心铿锵有致引人入幻的鼓点……以及下辑《上海赋》，简直文字交响乐。对此些篇章的一再拜读，真如陈村所说：如遭雷击。一次次被其击倒，惯在地上，脑中回味着刚才的优美，眼前呈着的，是木心黑礼帽黑风衣的矜笑，我随之笑了，笑的虚妄又谦卑。

在阅读木心的过程中，我几度停顿，迷惘了，搔首想：木心先生博大精深，横剖纵切都是花影缤纷，金句纷披，我该采取何种角度与路径开始我对他的朝圣？此项问题看似愚蠢，对我却顶顶重要，我需要一个方向，否则会迷失凌乱。先生以散文名于人世，又说自己最拿手的是诗，在广泛的阅读后，我却偏爱他为数甚微的几篇小说，集结为《温莎墓园日记》，现在这本小集就摆在我的桌上。与散文集无异的装帧：素色硬封，简约精致，赏心悦目。（我看书总是先看装帧，装帧不好看，我不爱）木心先生说过哲学与思想只能作为小说的遥远背景，一靠近，文字就会烧焦冒烟。其小说，恰好执行了其论道的精辟独特，在我读过的无数小说中鹤立鸡群，像他说过的那只“金凤凰”。情节并不蜿蜒荒诞，叙述既有散文中那种飘逸，又有聊天谈话时那种温润如泉，缓缓铺开，铺过去，忽而一朵艳丽的芍药花，丝毫无有故作高深牵强附会的俗家小说之风，但句句韵致，让人走过去再折回来，像他评陶诗：没有什么意思，又有那么点意思，刚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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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圣徒福楼拜有“一字说”教予学生莫泊桑:你所要表达的，只有一个词是最恰当的，一个动词或一个形容词，因此你得寻找，务必找到他，绝不要来个差不多，别用戏法来蒙混，逃避困难只会更困难，你一定要找到这个词。”木心评曰：这话是福楼拜对莫泊桑说的，结果全世界文学家都记在心里。又阐发道：唯一恰当的词含义有二，一曰最准确，二曰最美妙。于是，木心在《魔轮》中写苏格拉底第一次见到美得“无法用语言形容”的赛阿达泰：“他看她，看画，再看她，不再看画”于是，在《五更转曲》中写 江阴的富庶：“在江洋大盗眼里，它是只没有鳌钳的肥蟹”于是，《SOS》中写海难：“海水墙一样倒进来”准确而美妙，美妙又准确，无愧于他自愿拜在福楼拜门下的一生--他是福氏的得意门生。

但是，倘若木心小说只有这准确而美妙，我会爱他，但爱不深，爱不长。好的文学可以推开思想，可以拒绝哲学，但不能没有人性，陀思妥耶夫斯基是最得此法者。木心是陀氏的忠实“拥趸”，谈人性，他不如陀氏，但木心引过契诃夫谈莫泊桑的话：大狗叫，小狗也要叫。于是，木心肆意地写下他的人性。于千年传统安身立命为人处世的思维习惯与价值选择来说，我更爱木心这只“小狗”，他的“叫”薄薄一册，但已经让我深感“被冒犯”（王小波语）。《两个小人在打架》中赵世隆的逃离；《一车十八人》中飞驰入渊的大巴车；《SOS》中死亡前的新生与新生后倏忽而至的死亡。最要命的是，是我直到现在仍旧每日推析，若有所悟又不甚明了的四个“芳芳”。

木心先生出生江南万贯富家，童年生活几乎全盘西化，但又一直保持着传统私塾教育。与茅盾沾亲，得便宜遍览茅盾书屋，于十六七岁前就几乎看完所有能得到的书册。希腊欧罗巴基督文化与中国古典私塾传统，共同构成其文化师承。后又学画学钢琴，做工美设计，眼界逐渐开阔。于国家闭塞之时偷学现代意识流写作，积满二十本，读者不超十人，文革时全遭焚毁，身陷囹圄，手断三指，但仍旧坚守骨气，从“人的根本上反抗”：“他们要我灭亡，我不！”在囚禁的地下防空洞中，用写坦白书的笔墨偷写了六十六万字的《The Prison Notes》，虚构托尔斯泰等世界艺术巨擎之间的对话，手绘黑白琴键，无声弹奏莫扎特，巴哈……“白天，我是一个奴隶；夜晚，我就是王子”遭囚十八个月后出狱，又于1977年失去自由一年多，1982年出国赴美：“我是到了美国才发育起来的，脸上一大堆看不见的美丽青春痘。”此后，恢复写作，先在台湾投稿，大放异彩，引起巨轰。在美国与海明威、福克纳等大家一起身列大学文学系规范课程。其画作，又被大英博物馆收藏。木心的文字清新脱俗，丝毫没有苦难气，但相对应的其人生运道却如此多舛，或许，这就是命运的精心安排吧。

木心流亡美国，靠台湾译本拾回大陆断了三十年的文脉，把久违的西方文学读了个遍，接续了自己延绵阻塞的文化血管。于是在中华文脉惨遭斫首鞭尸，西方现代文艺中断传入，异化艺术怪物逐渐侵蚀全民文化基因的特殊时代，在纽约寓所伏案改稿的木心，成为五千年中华文艺的唯一继承人与遗腹子，像一只烛火，照着此岸台湾的普罗艺术家。这便是陈丹青在演讲中所陈述的“唯一性”与“重要性”：在今日纷纷扰扰灯红酒绿的万千中文作家中，找得出文学师承上溯《诗经》，远漫希腊，世界文学大统在其胸中潺潺汹涌，燃烧精铸，愈演愈烈，吐纳出新且未曾片刻中断的人吗？

木心伏案写作时，心里似贮着一炉艺术檀香，缓缓燎着，漫出来，散开去，浸透纸背，每一行字都蕴着那种熨帖的香气。古典的幽香与现代的俊俏拌在一起，不分彼此，阅读时，贵族的意味从四面八方溢过来，但又没有贵族的浮华之气。木心先生终生未婚，个中免不了有半生浮沉蹉跎之缘由，但更重要的是在践行他的信仰：艺术广大已极，足以占有一个人。福楼拜对他的情人说：“你爱我，我的构成只有那几项观念，你爱那些观念吗？”据我臆测，木心便在顺此道而行。纪德说过：“担当人性中最大的可能。”，他记住“纪德舅舅”的话，并以艺术作为人性最大的可能去担当，度过了一生。“当你选择以艺术度过一生时，你就不能像普通人那样生活了”，福楼拜又说。于是年轻的木心挑书上山，隐与秀丽竹林间读书写作，两支白礼氏矿烛交相辉映。晚年返还乌镇又终日不出门，作画写作，于太阳好时偶尔散步：一墙之隔的邻居全然不知道自己客厅的外面居着怎样的一位艺术家，在做着“文艺复新个体户”的精彩工作。

为使木心“珍贵的识见不至于虚掷”，陈丹青等一伙海外青年画家朋友纠缠木心讲述世界文学史，木心应承下来，忽忽五年“文学远征”。其讲课笔记今已由学生陈丹青出版面世，我这一个月便在看这册书，如痴如醉。看木心先生文字真不如与他聊天听他讲课：听他从希腊神话讲到存在主义、未来主义；从老子孔子讲到陶渊明曹雪芹；哈代、尼采、福楼拜、陀思妥耶夫斯基、纪德、托尔斯泰……看木心与他的“文学圣家族”一次次交锋，褒赞他们，贬斥他们，诘难他们，可惜他们，纠正他们。像多年的老朋友那般熟稔，不做作，得心应手。

与其他读者无异，我所最爱的也是厚厚两册笔录中木心的随时跑题妙语与对自身经历的浮光掠影回忆引用—我们对木心先生知之甚微，对其文字的热崇当然而然勾起对其人的兴味，此册由木心先生亲自讲述的文学回忆正好稍稍满足了我们的猎奇。我无力引述或是评说《文学回忆录》中的任何一论，我不圣化它，我把它当一个“人”来看待：木心先生。从他与朋友当年的“私房话”中，我极力遐想当年讲课的胜景：我真是嫉妒陈丹青那一伙！木心先生生前屡屡拒绝出版此册讲讲录，说这不是他的作品，我于纵览讲录后独凝细想，也能略微理解他的决绝，但又说不出来，说不像也不敢说。陈丹青未遵师命擅作主张已属“大逆不道”，但我恳求先生：万勿咎罪于他，若要惩罚，便让我们一起来承受吧。

木心先生已于前年殁去，说来羞愧，我在其不存人世的后一年才开始真正走近他，走进他，深感懊悔与自责：此前的一十八个年华，真是虚度了。于是，我尽读各类回忆木心的文字，想以此弥补，阅读之后，有如亲历，每每不能自己：木心真的坐在我面前，衣着唯美，谈笑风生，微微笑，抽烟。有时想：一个人，若有能如先生这般，着实完人。但又觉着所谓“完人”之谓，又是对先生莫大的亵渎与狎弄。木心先生一生唯美，穿衣住宅务求优雅俊俏，“过中秋买月饼后，马上把月饼盒扔掉，这么俗的设计不能放在家里”我之“完人”以及旁人的种种称赞之辞，便是一个个的“月饼盒”啊。先生最希望自己的称谓，是诗人。可恨我对诗向来不染指，也没有写诗的天才。“诗是文学的最高境界”，我站在峰底，向上瞭着，看见木心先生，我很高心，心里开出花来。

从《鱼丽之宴》到《文学回忆录》，我了解的木心先生，仍旧少得可怜，我不会一下子把他的书买一摊，逐次读完，那不是好的方式。木心先生最初的那二十本早已逸散，但幸好他能写，又写了好多，我会随着自己的性子渐次买来，慢慢读，到老：读木心，是一件终身大事。

木心先生于2011年殁去，我2012年才知道。先生在世，我高兴。先生去了，我亦是欢喜的：非夭折，非灾祸，住院期间无有大的病痛折磨，去世前一直在写作作画，干干净净死去，这难道不是一位老人最好的告别方式吗？但有时静坐，我会想：若先生能再活几年，待我高中结业，我定会赴往乌镇，与代威一起为其擦窗拭尘，研墨铺纸，扶他散步，听他讲笑话，侍其终老。

最后，引木心先生诗作一首，予以作结。虽不符契，但颇有意味，谨以告白：

树林的深处

出现了骑马的宪兵

列夫托尔斯泰的棺木

徐徐放下墓穴

几万人跪地，唱

永垂不朽

有谁用很不协调的高音

喊道：警察跪下

宪兵们纷纷落马一齐跪倒

开始撒土，唱

永垂不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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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年前，1989年元月，木心先生在纽约为我们开讲世界文学史。初起的设想，一年讲完，结果整整讲了五年。后期某课，木心笑说：这是一场“文学的远征”。

18年前，1994年元月9日，木心讲毕最后一课。那天是在我的寓所，散课后，他穿上黑大衣，戴上黑礼帽，我们送他下楼。步出客厅的一瞬，他回过头来，定睛看了看十几分钟前据案讲课的橡木桌。此后，直到木心逝世，他再没出席过一次演讲。

那桌子跟我回了北京，此刻我就在桌面上写这篇后记。

另有一块小黑板，专供木心课间书写各国作家的名姓、生卒年、生僻字，还有各国的诗文，随写随擦，五年间辗转不同的听课人家中。2012年夏初，我照例回纽约侍奉母亲，7月，母亲逝世。丧事过后的一天，清理母亲床边的衣柜——但凡至亲亡故而面对满目遗物的人，明白那是怎样的心情——在昏暗壁角，我意外看见了那块小小的黑板。

听课五年，我所累积的笔记共有五本，多年来随我几度迁居，偶或看见，心想总要静下心再读一遍，倏忽近二十年过去了，竟从未复读。唯一读见的老友，是阿城，1991年，我曾借他当时写就的三本笔录——木心开讲后，则每次摊一册大号笔记本，密密麻麻写满字，是他备课的讲义。但我不记得他低头频频看讲义，只目灼灼看着众人，徐缓地讲，忽而笑了，说出滑稽的话来。日后几次恳求他出版这份讲义，他总轻蔑地说，那不是他的作品，不高兴出。前几年领了出版社主编去到乌镇，重提此事，木心仍是不允。

去年岁阑，逾百位年轻读者从各地赶来桐乡，永别木心。追思会上，大家恳请我公开这份笔录，我当即应承了——当年讲课时，木心常说将来怎样，回国后又怎样，那天瞧着满屋子陌生青年的脸，戚戚然而眼巴巴，我忽然想：此刻不就是先生时时瞩望的将来吗。

2012年春，诸事忙过，我从柜子里取出五本笔记，摞在床头边，深宵临睡，一页一页读下去，发呆、出神、失声大笑，自己哭起来：我看见死去的木心躺在灵床上，又分明看见二十多年前大家围着木心，听他讲课……我们真有过漫漫五年的纽约聚会么？瞧着满纸木心讲的话，是我的笔记，也像是他的遗物。

电子本录入的工作，细致而庞大。速记潦草，年轻编辑无法辨读，我就自己做。或在纽约寓所的厨房，或在北京东城的画室，朝夕录入，为期逾半年。当年手记无法测知字数，待录毕87讲，点击核查，逾四十万字。为纪念木心逝世一周年，近日忙于编校、排版、配图、弄封面，12月必须进厂付印了：眼前的电子版不再是那叠经年封存的笔记，而是木心读者期待的书稿——“九泉之下”这类话，我从不相信的，而人的自欺，不过如此。喂，木心，恕我不能经你过目而首肯了，记得你当年的长篇大论吗？年底将要变成厚厚的书。

“文学远征”始末

1982年秋，我在纽约认识了木心，第二年即与他密集过往，剧谈痛聊：文学课里的许多意思，他那时就频频说起。我原本无学，直听得不知如何是好。我不愿独享着这份奇缘，未久，便陆续带着我所认识的艺术家，走去见木心——上世纪八十年代，纽约地面的大陆同行极有限，各人的茫然寂寞，自不待说——当然，很快，众皆惊异，不知如何是好了。逢年过节，或借个什么由头，我们通宵达旦听他聊，或三五人，或七八人，窗外晨光熹微，座中有昏沉睡去的，有勉力强撑的，唯年事最高的木心，精神矍铄。

这样子，过了几年，终于有章学林、李全武二位，纠缠木心，请他正式开课讲文艺，勿使珍贵的识见虚掷了。此外，众人另有心意：那些年木心尚未售画，生活全赖稿费，大家是想借了听课而交付若干费用，或使老人约略多点收益。劝请最力而全程操办的热心人，是李全武。他和木心长期协调讲课事项，转达师生间的种种信息，改期、复课、每课转往谁家，悉数由他逐一通知，持续听课或临时听课者的交费，也是他负责收取，转至木心，五年间，我们都称他“校长”。

事情的详细，不很记得了。总之，1989年元月15日，众人假四川画家高小华家聚会，算是课程的启动。木心，浅色西装，笑盈盈坐在靠墙的沙发，那年他六十二岁，鬓发尚未斑白，显得很年轻——讲课的方式商定如下：地点，每位听课人轮流提供自家客厅；时间，寒暑期各人忙，春秋上课；课时，每次讲四小时，每课间隔两周，若因事告假者达三五人，即延后、改期，一二人缺席，照常上课。

开课后，渐渐发现或一专题，一下午讲不完。单是《圣经》就去两个月，共讲四课。上古中古文学史讲毕，已逾一年，越近现代，则内容越多。原计划讲到十九世纪收束，应我们叫唤，木心遂添讲二十世纪流派纷繁的文学，其中，仅《存在主义》便讲了五课。

那些年，众生多少是在异国谋饭的生熟尴尬中，不免分身于杂事，课程改期，不在少数，既经延宕，则跨寒暑而就春秋，忽忽经年，此即“文学远征”至于跋涉五年之久的缘故吧。听课人，大部分是画家，没有迹象表明有谁听过文学史，或职志于文学——木心完全不在乎这些。对着这些不相干的脸，他只顾兴味油然地讲，其状貌，活像谈论什么好吃透顶的菜肴。我猜他不会天真到以为众生的程度与之相当，但他似乎相信每个人果然像他一样，挚爱文学。

木心讲课没有腔调。他语速平缓，从不高声说话，说及要紧的意思，字字用了略微加重的语气，如宣读早经写就的文句。录入笔记的这半年，本能地，我在纸页间听到他低哑苍老的嗓音。不止十次，我记得，他在某句话戛然停顿，凝着老人的表情，好几秒钟，呆呆看着我们。

这时，我知道，他动了感情，克制着，等自己平息。

讲课与聊天究竟不同。自上世纪五十年代木心在上海高桥做过几年中学老师，此后数十年再没教过书——起初几堂课，谈希腊罗马、谈诗经，他可能有点生疏而过于郑重了，时或在读解故事或长句中结巴、绊住，后来他说，头几课讲完，透不过气来——两三课后，他恢复了平素聊天的闲适而松动，越讲到后来，越是收放自如。

而最令我感到兴味的瞬间，是他临场的戏谈。

木心的异能，即在随时离题：他说卡夫卡苦命、肺痨、爱焚稿，该把林黛玉介绍给卡夫卡；他说西蒙种葡萄养写作，昔年陶潜要是不就菊花而改种葡萄，那该多好！在木心那里，切题、切题、再切题，便是这些如叙家常的离题话。待我们闻声哄笑，他得意了，假装无所谓的样子——且慢，他在哄笑中又起念头，果然，再来一句，又来一句——随即收回目光，接着往下说。

如今座谈流行的录音、摄像，那时既没有器具，木心也不让做。他以为讲课便是讲课。五年期间，我们没有一张课堂的照片，也无法留存一份录音。

“结业”派对，是李校长安排在女钢琴家孙韵寓所。应木心所嘱，我们穿了正装，分别与他合影，孙韵母女联袂弹奏了莫扎特第23号钢琴协奏曲。阿城特意从洛杉矶自费赶来，扛了专业的机器，全程录像。席间，众人先后感言，说些什么，此刻全忘了，只记得黄秋虹才刚开口，泪流满面。木心，如五年前宣布开课时那样，矜矜浅笑，像个远房老亲戚，安静地坐着，那年他六十七岁了。就我所知，那也是他与全体听课生最后一次聚会。他的发言的开头，引瓦莱里的诗。每当他借述西人的文句，我总觉得是他自己所写，脱口而出：

你终于闪烁着了吗，我旅途的终点。

逍遥漏网的人

八九十年代之交，国中大学的文学史课程，早经恢复。文学专业的硕博士，不知用的什么讲义，怎样地讲，由谁讲——我们当年这样地胡闹一场，回想起来，近于荒谬的境界：没有注册，没有教室，没有课本，没有考试与证书，更没有赞助与课题费，不过是在纽约市皇后区、曼哈顿区、布鲁克林区的不同寓所中，团团坐拢来，听木心神聊。

木心也从未修过文学课。讲毕唐诗一节，他送当时在座每位学员一首七绝，将各人的名字嵌入末句，这次录入，我注意到他也给自己写了一首：

东来紫气已迟迟

群公有师我无师

一夕绛帐风飘去

木铎含心终不知

木心所参考的郑振铎《文学大纲》，出版于上世纪三十年代，想必是少年木心的启蒙读物之一。前年得到这两册大书的新版，全书体例与部分资料，大致为木心所借取，我翻了几页，读不下去。年来字字录入这份笔记，我不再将之看做“世界文学史”，诚如木心所说，这是他自己的“文学回忆录”，是一部“荒诞小说”。眼下全书付印在即，想了很久，以我难以挽回的荒率，无能给予评价。实在说，这是我能评价的书吗？

如今我也接近木心开课时的岁数，当年愚昧，尚于讲课中的若干信息，惘然不察，现在或可写出来，就教于方家，也提醒年轻的读者——

上世纪三十年代末，抗战初期，十三四岁的木心躲在乌镇，几乎读遍当时所能到手的书，其中，不但有希腊罗马的史诗、神话，近代以来的欧陆经典，还包括印度、波斯、阿拉伯、日本的文学。郑本《文学大纲》所列举的庞大作者群，当年不可能全有汉译本，木心也不可能全都读过，他诚实地说，哪位只是听说，哪本没有读过，但他多次感慨：“那时的翻译家做了好多事情哩”。最近承深圳的蓝兆旭、高小龙二位提供数百册私藏民国旧书，供我选择配图，虽难测知其中哪些曾是木心昔年的读本，但他的阅读记忆，正是一部民国出版史的私人旁证。

讲述《圣经》时，木心念及早岁与他频繁通信的十五岁湖州女孩，使我们知道早在三十年代的浙江小城，竟有如此真挚而程度甚深的少年信徒，小小年纪，居然彼此辩说《新旧约》的文学性；提到《易经》，他说夏夜乘凉时教他背诵《易经》口诀的人，是他母亲，抗战逃难中，这位母亲还曾给儿子讲述杜甫的诗，这在今日的乡镇，岂可思议。他忆及家中仆佣对《七侠五义》之类的热衷，尤令我神旺，他的叔兄长辈居然日日去听说书，此也勾连了我的幼年记忆：五六十年代，沪上弄堂间尚且隐着简陋的说书场所……这一切，今已荡然无存，而木心的记忆，也正是一份民国青年的阅读史。

这份阅读史，在世界范围也翻了过去。木心的生与长，适在同期步入印刷时代与新文化运动的民国，他这代人对文学的热忱与虔敬，相当十五至十九世纪的欧洲人，电子传媒时代的芸芸晚生，恐怕不易理解这样一种文学阅读的赤子之情了。

以上，是木心生涯的上半时，下半时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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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49年到“文革”结束，近三十年，欧美文学的译介几乎中止，其间，值木心盛年，唯以早岁的阅读与文学相濡以沫（他因此对五十年代专事俄罗斯文学的推介，甚表好意）。讲课中一再提及的音乐家李梦熊先生，也此等活宝：他俩听说乔伊斯与卡夫卡，但“文革”前夕的大陆，哪里读得到。而早在三四十年代，他们就知悉欧洲出现意识流、意象主义、存在主义等等新潮，之后，对铁幕外的文学景观该是怎样的渴念。浩劫后期，战后文学如“黑色幽默”与“垮掉的一代”，曾有内部译本（如《二十二条军规》），他们当然不会放过，总之，就我所知，五六十年代，各都市，尤其京沪，尚有完全在学院与作协系统之外，嗜书如命、通晓文学的书生。而木心出国前大量私下写作的自我想象、自我期许，竟是遥不可及的西方现代主义。

“文革”初，木心早期作品被抄没。“文革”后，大陆的地下文学与先锋诗，陆续见光，渐渐组入共和国文学史话；现在，这本书揭示了更为隐蔽的角落：整整六十多年目所能及的文学档案中——不论官方还是在野——仍有逍遥漏网的人。

漫长，彻底，与世隔绝，大陆时期的木心没有任何举动试图见光。到纽约后，带着不知餍足的文学的贪婪，他在恢复写作的同时，靠台湾版译本找回被阻隔的现代文学图景，与他早年的阅读相衔接。久居纽约的港台文人对他与世界文学的不隔，咸表惊异，他们无法想象木心与李梦熊在封锁年代的文学苦谈——“出来了，我才真正成熟”，木心如是说——私下，我完全不是可以和他对话的人，他几次叹息，说，你们的学问谈吐哪里及得上当年李梦熊。但木心要说话，要以他所能把握的文学世界，印证自己的成熟，不得已，乃将我们这群人权且当做可以聆听的学生。

多少民国书籍与读者，湮灭了。木心的一生，密集伴随愈演愈烈的文化断层。他不肯断，而居然不曾断，这就是本书潜藏的背景：在累累断层之间、之外、之后，木心始终将自己尽可能置于世界性的文学景观，倘若不是出走，这顽强而持久的挣扎，几乎濒于徒劳。

“我一生的各个阶段， 全是错的”

一个在八十年代出道的文学家，能否设想木心的历程？一个研修文史专科的学者，又会如何看待这份文本？木心不肯放过文学，劫难也不曾放过他，但我不知道他怎样实践了尼采的那句话：

在自己的身上，克服这个时代。

固然，尼采另有所指，尼采也不可能知道这句话在二十世纪的中国语境——在这大语境中，木心怎样营造并守护他个人的语境？去年秋，木心昏迷的前两个月，贝聿铭的弟子去到乌镇，与他商议如何设计他的美术馆。木心笑说：

“贝先生一生的各个阶段，都是对的；我一生的各个阶段，全是错的。”

这不是反讽，而是实话——讲课中，他说及这样的细节：五十年代末，国庆十周年夜，他躲在家偷学意识流写作（时年三十二岁）；六十年代“文革”前夕，他与李梦熊彻夜谈论叶芝、艾略特、斯宾格勒、普鲁斯特、阿赫玛托娃；七十年代他被单独囚禁时，偷偷书写文学手稿，我亲眼看过，惊怵不已：正反面全都写满，字迹小如米粒；八十年代末，木心年逾花甲，生存焦虑远甚于流落异国的壮年人，可他居然讲了五年文学课——我们交付的那点可怜的学费啊——九十年代，他承诺了自己青年时代的妄想，满心狂喜，写成三百多首《诗经演》；新世纪，每回走去看他，他总引我到小阳台桌边，给我看那些毫无用处的新写的诗。

在与笔记再度相处的半年，我时时涌起当初即曾抱有的羞惭和惊异，不，不止于此，是一种令我畏惧到至于轻微厌烦的心情：这个死不悔改的人。他挚爱文学到了罪孽的地步，一如他罪孽般与世隔绝。这本书，布满他始终不渝的名姓，而他如数家珍的文学圣家族，完全不知道怎样持久地影响了这个人。

中国文学史、西洋文学史，魏晋或北宋文学，伊丽莎白或路易王朝文学，各有专家。其他国家所修的世界文学史又是怎样讲法呢？当年郑振铎编撰《文学大纲》，也想必多所参照了外国的写本。迄今，我没有读过一本文学史，除了听木心闲聊。或曰：这份笔记是否准确记录了木心的讲说？悉听尊便。或曰：木心引述的史料是否有错？我愿高声说：我不知道，我不在乎！或曰：木心的观点是否独断而狂妄？呜呼！这就是我葆有这份笔录的无上骄傲——他说，他看重先秦典籍，只为诸子的文学才华；他以为今日所有伪君子身上，仍然活着孔丘；他想对他爱敬的尼采说：从哲学跑出来吧；他激赏拜伦、雪莱、海涅，却说他们其实不太会做诗；他说托尔斯泰可惜“头脑不行”，但讲到托翁坟头不设十字架，不设墓碑，忽而语音低弱了，颤声说：“伟大！”而谈及萨特的葬礼，木心脸色一正，引尼采的话：只有戏子才能激起群众的巨大兴奋。

我真想知道，有谁，这样地，评说文学家。我因此很想知道，其他国家，谁曾如此这般，讲过文学史——我多么盼望各国文学家都来听听木心如何说起他们。他们不知道，这个人，不断与他们对话、商量、发出诘问、处处辩难，又一再一再，赞美他们，以一个中国老人的狡黠而体恤，洞悉他们的隐衷，或者，说他们的坏话。真的，这本书，不是世界文学史，而是，那么多那么多文学家，渐次围拢，照亮了那个照亮他们的人。

易阳

哇，确实是一位大师。